分類: 不懂也不會怎樣

  • 鄭少秋:八十年代廣東歌的螢幕情懷、不朽歌聲與時代浪潮的交織

    在香港流行音樂的浩瀚星河中,若要尋覓一顆不僅以歌聲打動人心,更以螢幕形象深入民心的璀璨巨星,鄭少秋之名必然高懸。他不僅是八十年代廣東歌壇的重要旗手,更是一位將歌藝與演技完美融合的藝術家,其演藝生涯與香港電視劇的黃金時代緊密相連,成為無數人集體記憶中不可磨滅的文化符號。他的音樂旅程,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傳奇,更折射出那個年代廣東歌壇的興衰起伏、媒體變革與大眾審美變遷。

    一、七十年代末的萌芽:電視主題曲的開拓者

    鄭少秋的音樂事業,早在七十年代中後期便已展露鋒芒,並與當時電視媒體的崛起息息相關。在那個年代,電視不僅是主要的娛樂管道,更是歌曲傳播和普及的強力推手。當時的樂壇尚未形成今日所謂「流行歌曲」的概念,取而代之的是與電視戲劇緊密結合的「主題曲」現象。鄭少秋正是這股主題曲風潮中最早,也最耀眼的開拓者之一。

    早在1973年,鄭少秋所演唱的電視劇主題曲《煙雨濛濛》便已是當時的流行金曲。這首歌以其浪漫而深情的旋律,不僅展現了鄭少秋獨特的演唱風格,更預示了他在影視歌曲領域的巨大潛力。當時的傳媒,如《TOP》雜誌,甚至在1974年6月號的專題報導中明確指出:「沒有電視劇主題曲,就沒有流行曲……」這一觀點,精準地捕捉了那個時代的音樂生態。這句話不僅說明了電視劇主題曲在當時樂壇的主導地位,也恰好印證了鄭少秋作為主題曲歌手的先鋒意義。

    鄭少秋在電視螢幕上的古裝俠客形象,更是他音樂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環。他所飾演的經典角色,透過電視螢幕傳遍千家萬戶,讓他的歌聲與戲劇人物的情感和故事融為一體,使得歌曲的傳唱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這種歌聲與影像的完美結合,形成了獨特的螢幕魅力,深深烙印在觀眾心中。他演唱的許多主題曲,都與他所主演的劇集緊密相關,這種相互成就的模式,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現象。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後期,鄭少秋的許多主題曲還陸續出現了女歌手翻唱的版本,足見其影響力之深遠,跨越了性別和時間的界限。

    二、八十年代的輝煌:多棲發展與經典合作

    進入八十年代,香港廣東歌壇迎來了其黃金時代,而鄭少秋則在這股浪潮中持續發光發熱。他不僅是螢幕上的主角,更是唱片市場的活躍份子,展現了其作為「全方位樂人」的多元才華。

    2.1 專輯歌手的身份與唱片公司的支持

    在八十年代初期,鄭少秋是唱片市場上非常活躍的歌手。儘管本篇來源未詳列其所有專輯名稱,但可以確定他持續發行了多張個人專輯,這些作品多由當時具影響力的唱片公司如EMI發行。EMI作為當時主要的華資唱片公司,在推動本土音樂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唱片公司會投入資源支持歌手,而專輯發行也證明了鄭少秋在商業市場上的重要地位。專輯的包裝和設計也逐漸豐富,從簡單的風格轉變為更能體現戲劇感和人物形象的「大俠」風格,這也與鄭少秋的螢幕形象相輔相成。

    2.2 膾炙人口的影視主題曲

    鄭少秋在八十年代最為人稱道的,無疑是他的影視主題曲作品,這些歌曲許多都成為了傳世經典。其中最為人熟知的便是《楚留香》,這首歌至今仍被廣泛傳唱,幾乎是家喻戶曉。它不僅僅是一首歌曲,更是他所飾演的「楚留香」這一經典俠客形象的聲音化身,將劇中人物的瀟灑、智慧與情義,透過歌聲傳遞給每一位聽眾。

    除了《楚留香》這類個人代表作,鄭少秋也積極與其他歌手合作,誕生了多首膾炙人口的合唱曲,這些合作不僅豐富了他的音樂面貌,也見證了八十年代廣東歌壇的多元發展。

    • 葉振棠的經典合作是鄭少秋與葉振棠合作的《城市節奏》。這首歌由EMI發行,並由著名的填詞人盧國沾填詞。歌曲不僅在音樂上極具特色,更被形容為擁有豐富的「視覺感」,展現了八十年代廣東歌在音樂性與藝術性上的追求。EMI甚至為了這首歌引入了馬來西亞歌手葉振棠,足見其對此作品的重視和市場潛力。
    • 與陳慧嫻及汪明荃的跨代合作1984年,鄭少秋與新晉歌手陳慧嫻合唱的《留住你吧》,收錄於陳慧嫻的專輯《愛情陷阱》中,這首歌也獲得了相當高的播放率和人氣。這類跨越資深與新秀的合作,不僅為新晉歌手提供了曝光機會,也為資深歌手帶來了新的火花,展現了廣東歌壇的活力。 此外,鄭少秋還與他在螢幕上的經典搭檔汪明荃合唱了《Sha La La (哈哈笑)》。這對螢幕情侶的歌聲合作,更是將戲劇中的情誼延續到音樂作品中,加深了觀眾的情感連結。
    • 超越八十年代:持續的影響力: 鄭少秋的影視主題曲事業,其影響力遠不止於八十年代。例如,在1993年的電視劇《馬場大亨》中,鄭少秋再次獻聲演唱主題曲《歡樂人生》。這首歌由知名填詞人潘源良**填詞,以其輕鬆愉快的旋律廣受喜愛。這證明了鄭少秋在進入九十年代後,依然是電視主題曲領域的重要選擇,其歌聲的號召力與感染力不減。

    2.3 「全方位樂人」的另一面:填詞人的角色

    除了作為出色的歌手和演員,鄭少秋還展現了其作為「全方位樂人」的另一項重要才華——填詞人。在八十年代,他曾為其他歌手填詞。這不僅僅是一種額外的貢獻,更證明了他對音樂創作的深刻理解和參與,能夠從表演者和創作者的多重角度來豐富廣東歌壇。這種幕後貢獻,雖然不像台前演唱那樣引人注目,卻是其藝術深度和對行業熱愛的最佳證明。

    三、環繞鄭少秋的時代浪潮與產業變遷

    鄭少秋的藝術成就,並非孤立存在,而是與八十年代香港廣東歌壇乃至整個社會文化背景緊密交織。

    3.1 電視媒體的黃金時代與音樂傳播

    八十年代是電視媒體的黃金時代,電視節目,尤其是電視劇,是廣東歌傳播最主要且最有效的管道。電視的普及使得家庭成為主要的音樂消費場景,人們習慣透過電視機收聽歌曲。當時的香港,電視機如同家中的「主題曲播放器」,每晚的電視劇和其中的主題曲成為熱議的焦點。鄭少秋的成功,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作為當紅電視演員的身份,他的歌曲隨著劇集播出而迅速傳遍大街小巷,這種**「聽歌看電視」**的模式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音樂體驗。

    然而,這種模式在八十年代後期也逐漸受到挑戰。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,如卡式錄音帶的普及,人們可以將電台播放的歌曲錄製下來,甚至到唱片店購買電影原聲帶或主題曲合輯。這使得音樂的消費方式開始從被動的「聽電視」轉向主動的「隨身聽」和「買唱片」,雖然鄭少秋的歌曲依然流行,但市場結構的變化也為未來的音樂產業轉型埋下了伏筆。

    3.2 唱片市場的競爭與合作

    八十年代的唱片市場充滿活力,各大唱片公司,如EMI,都在積極推動廣東歌的發展。當時,許多歌手會發行EP(小專輯)或數十首歌的「大碟」。市場對唱片包裝和設計也日益重視,許多專輯封套開始採用更具藝術感和視覺衝擊力的設計,例如陳幼堅、張叔平、潘炎等設計師的參與。鄭少秋專輯的「大俠」形象設計,正是這種視覺化趨勢的體現。

    同時,八十年代也見證了不同歌手之間的激烈競爭與多元合作。鄭少秋與關正傑、葉振棠、陳慧嫻、汪明荃等歌手的合作,不僅展現了他個人的音樂廣度,也體現了當時樂壇開放、多元的合作精神。這些合作不僅創造了經典,也為觀眾帶來了更多豐富的音樂選擇。

    值得注意的是,當時的唱片公司也面臨挑戰,例如盜版問題。但整體而言,八十年代的廣東歌在唱片市場上依然保持強勁增長,直至九十年代CD的出現才帶來更大轉變。

    3.3 音樂創作與風格演變

    八十年代的廣東歌在創作上不斷創新,融合了西方流行音樂元素,同時保留了本土特色。當時的創作人會為電視劇主題曲注入豐富的情感和多變的風格,使歌曲不僅好聽,更具深度。許多歌曲的填詞不僅注重意境,也結合了戲劇內容,使得歌詞更具故事性。

    鄭少秋的歌曲也正是在這種多元創作的氛圍中誕生。他的演唱風格兼具浪漫與豪邁,既能深情款款地演繹抒情歌曲,也能氣勢磅礡地詮釋武俠主題曲,這種多變性使他能夠適應不同劇集的風格需求,並在廣東歌壇中獨樹一幟。他的歌曲,許多都由當時最頂尖的音樂人詞曲操刀,保證了其藝術品質與流行潛力。

    然而,到了八十年代後期,隨著新一代歌手的崛起,如張學友、陳慧嫻等,以及音樂風格的轉變,市場對「傳統唱片公司」缺乏支持的新世代歌手的關注度逐漸增加。儘管如此,鄭少秋等資深歌手依然憑藉其深厚的實力與廣大的觀眾基礎,持續活躍在樂壇。

    四、不朽的傳奇:鄭少秋的持續影響力

    鄭少秋的影響力穿越了八十年代的黃金歲月,直至今日依然活躍於香港的演藝舞台,成為一個不朽的傳奇。

    • 持續的舞台魅力: 進入二十一世紀,鄭少秋依然保持著強大的舞台號召力。例如,在2016年,他仍然舉行了個人演唱會。這不僅證明了他在香港流行樂壇中不可動搖的地位,也彰顯了他持久不衰的歌藝和人氣。與溫拿樂隊、葉德嫻、張學友等資深歌手一樣,鄭少秋持續活躍於樂壇,見證了廣東歌的發展與變遷。他的演唱會不僅是音樂的盛宴,更是香港人對集體記憶和黃金年代的情感回顧。
    • 文化符號的傳承: 鄭少秋所創造的「古裝俠客」形象,以及他演唱的無數經典主題曲,早已超越了單純的娛樂範疇,成為香港流行文化的重要符號。他的歌聲伴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長,他的螢幕形象則成為了集體記憶的一部分。即使時代變遷,他的作品依然能夠喚起無數人的共鳴,證明了其跨越時代的藝術生命力。
    • 影視音樂的典範: 鄭少秋的演藝生涯,為影視音樂的結合樹立了典範。他證明了歌曲與戲劇可以相互成就,共同創造出更為深刻和持久的藝術體驗。他所演唱的每一首主題曲,都彷彿是劇集故事的縮影,讓觀眾在旋律中重溫劇情,在歌聲中感受人物的命運。這種獨特的藝術形式,至今仍是香港影視音樂發展的重要基石。

    總結

    鄭少秋的傳奇,是一部與香港廣東歌黃金時代同步書寫的歷史。從七十年代《煙雨濛濛》的浪漫開端,到八十年代《楚留香》的巔峰傳奇,再到與眾多歌手的經典合唱與多樣化的音樂嘗試,鄭少秋以其獨特的螢幕魅力、深入人心的歌聲和全方位的音樂才華,成為了那個時代不可取代的文化符號。他不僅是一個卓越的表演者,更是一個對音樂產業有著深遠影響的開拓者和貢獻者。即使歲月流轉,鄭少秋依然屹立於樂壇,其不朽的歌聲和螢幕情懷,將永遠是香港流行文化中一頁光輝燦爛的篇章。他的故事,不僅是對個人輝煌成就的見證,更是對香港廣東歌蓬勃發展、生機勃勃的黃金年代的最佳註腳。

  • 台灣教育現場的無聲吶喊:當杏壇留不住熱血的年輕世代,一場結構性的師資斷層危機,正吞噬國家的未來競爭力

    序曲:一場寧靜的師資出走潮

    當前輿論在剖析台灣教育的困境時,師資匱乏的議題總被推上浪尖。然而,此番「師資荒」並非單純的數量短缺,而是一種盤根錯節的結構性空洞化。問題的核心,在於資深教師群體因不堪負荷而選擇提前離開杏壇,理應遞補缺口的年輕世代,卻出現了大規模的「失蹤」現象。

    現象:當工程師比老師更具吸引力

    這股年輕人集體背離教育現場的浪潮,絕非一句「缺乏教育熱忱」便能輕易概括。他們並非不關懷教育,而是台灣整體教育體系長年累積的制度性弊病,將滿懷理想的青年拒於門外。當他們轉身投考公職、或湧入竹科成為工程師,這背後實則是一場無聲的抗議與理性的抉擇。

    病灶:理想主義的消亡

    每一位投身師培的年輕人,心中都曾燃燒著理想主義的火炬。然而,當這股熱情被現實中無盡的無力感與制度性障礙所吞噬;當教師一職在社會變遷下,不再被視為一份穩定且受敬重的志業時,年輕人選擇另尋出路,便成為一個完全可以預見的結果。

    關卡一:名為「教甄」的修羅場

    在台灣,欲取得一紙正式教師的聘書,其路途之艱辛,長久以來被圈內人形容為一場「修羅場」。年輕人即便從師範院校或教育學程順利畢業,取得了教師證,仍須在各地舉辦的教師聯合甄選中,面對極端激烈的競爭,才能擠進正式教職的窄門。

    現實:殘酷的錄取率數據

    這場窄門之戰的慘烈,有數據為證。在某些熱門科目或都會區,教甄的錄取率經常低於百分之五,甚至有時僅有一、兩個百分點。這意味著數以百計、甚至千計的應考者,爭搶著屈指可數的幾個職缺。曠日廢時的準備與微乎其微的成功機率,構成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高牆。

    烙印:「流浪教師」的制度性創傷

    在過去十數年間,少子化浪潮導致各校凍結正式教師員額,使得大量合格師資,被迫貼上「流浪教師」的標籤,以一年一聘的代理、代課身分,在教育體系中載浮載沉。他們承擔著與正式教師幾無二致的工作內容與責任,卻無法累積年資,且薪資福利與聘用保障皆被打上折扣。

    代價:蹉跎青春的等待

    這種長年不確定的漂泊狀態,形同對年輕人青春的巨大消磨。他們親眼目睹無數學長姐在考場上屢敗屢戰,最終心灰意冷,轉行投考警察或一般行政公務員的案例不勝枚舉。當機會成本如此高昂,自然會讓後進者對於是否該將人生投注於此,產生根本性的懷疑。

    關卡二:從「經師」到「人師」再到「超人」

    倘若說通過教甄是第一道考驗,那麼進入校園後所面臨的超負荷工作量,便是促使年輕教師快速折損的第二個主因。傳統社會中「尊師重道」的文化氛圍,在當代台灣社會的快速變遷下,逐漸被一種「教育服務業」的消費主義概念所取代,教師的角色也被無限上綱。

    現實:行政泥沼的吞噬

    新世代的教師不僅僅是傳道、授業、解惑的知識傳遞者。在現實中,他們更像是行政人員,每日深陷於應付各類公文、填寫評鑑報表的泥沼;他們也是第一線的輔導人員,必須直接面對校園霸凌、學生的身心問題,以及背後錯綜複雜的家庭因素。

    勞動:無盡的親師溝通

    除此之外,教師更被賦予「服務人員」的角色,必須耗費大量心力,去應對部分家長提出的各類要求、質疑乃至投訴。一位初任教師在網路論壇上的沉痛分享,直指每日備課、上課、批改作業之外,還得處理繁瑣的行政庶務與高強度的親師溝通,個人的休息時間被壓縮殆盡。

    耗損:專業尊嚴的失落

    更令人感到心力交瘁的,或許是這種付出,往往難以換取對等的尊重與支持。當教師的專業自主性在「顧客至上」的氛圍下被不斷挑戰與模糊化,當最初的教育理想,被繁雜的行政瑣事與沉重的課責壓力消磨殆盡時,年輕人感到身心俱疲與價值失落,幾乎是必然的結局。

    推力:高薪產業的磁吸效應

    在當代台灣,年輕世代的職業選擇遠比過往任何時期都來得多元。尤其在半導體產業與金融業所形成的強大「磁吸效應」下,許多原本具備數理、資訊或語文教學潛力的優秀人才,最終選擇了薪資待遇更為優渥、職涯發展前景更為廣闊的道路,此為不爭的事實。

    比較:一場不對等的薪資賽局

    舉例而言,一位具備資訊工程背景的師範畢業生,若進入新竹科學園區任職,其第一年的年薪,輕易就能超過新進教師薪資的兩倍,並且享有更為優渥的分紅與晉升機會。在如此懸殊的經濟誘因面前,要求年輕人僅憑熱情做出選擇,未免過於不切實際。

    衝擊:年金改革的致命一擊

    此外,2018年啟動的公教人員年金改革,對於動搖年輕世代的任教意願,無疑是另一記沉重的打擊。當潛在的入職者,看見現職的資深教師們因退休金可預期的縮水而人心惶惶,甚至觸發一波「提前退休潮」時,他們心中對於這份職業未來的保障,必然會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。

    崩壞:信任基礎的瓦解

    一份職業的吸引力,通常建立在薪資、社會地位與長期保障這三大支柱上。當教師的薪資待遇被其他行業大幅超越,社會地位面臨挑戰,而賴以穩定晚年生活的退休金保障亦出現變數時,整個職業的信任基礎便開始崩壞。人才的流失,遂成為理所當然的市場反應。

    危機:世代斷層的隱憂

    年輕世代「不願當老師」的浪潮,正在台灣的教育現場,挖開一道難以彌平的世代斷層。資深教師群的提早離退,不僅帶走數十年積累的寶貴教學經驗與班級經營智慧;年輕師資的補給斷鏈,更導致整體教師隊伍的平均年齡結構不斷老化,為校園注入新血與創新觀點的動能隨之衰退。

    展望:回歸專業的制度改革

    這場迫在眉睫的危機並非絕症,卻需要政府與整個社會拿出改革的決心來共同面對。釜底抽薪之計,在於必須全面性地重新檢討教師的薪資結構與勞動條件,大刀闊斧地改革不合時宜的行政評鑑制度,讓教師能將有限的精力,真正回歸到課程設計與學生輔導的專業本質上。唯有如此,杏壇才能重新成為一片讓年輕人願意落地深耕的沃土。

  • 帝國斜陽下的空間再造:透析英國國土治理體制的百年流變與權力遊戲,從工黨的區域整合大夢到保守黨的地方主義烽火

    日不落帝國的空間治理變奏曲

    英國國土空間治理的機制,根植於各國獨特的歷史與政治土壤,其土地利用與開發權限的規劃控制模式亦大相逕庭。經過系統性的比較研究,歐洲各國的治理機制可大致歸為五種類型,而英國與法國、北歐諸國同屬公權力主導的類型(State-led systems),意味著國家在空間發展中扮演著關鍵性的指導與管制角色。這種模式強調透過國家力量進行資源的宏觀調控與戰略佈局,以達成整體的社會經濟目標,這與奧地利、德國等偏向市場導向的新績效體系(Market-led neo-performative systems)形成鮮明對比,展現了不同的治理哲學。

    擘劃現代藍圖的規劃基石

    英國現代規劃制度的基石,奠定於1947年公布的《城鄉規劃法》(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47)。此法案不僅是戰後重建時代的產物,更是一次激進的制度創新,它將土地的「發展權」收歸國有,確立了開發行為須經地方政府審批的「開發許可」(planning permission)制度。從此,任何土地的實質性變更,都必須在地方政府制定的「發展計畫」(Development Plan)框架下進行。此一「計畫導向」(Plan-led)的精神,輔以基於社會普遍認知的「共識判斷」(Common Sense),共同構成了英國發展管制的堅實鐵三角,深刻影響了英國地景地貌近八十年的演變。

    錯綜複雜的行政層級迷宮

    英格蘭的行政區劃層級宛如一幅精巧而複雜的織錦,深刻影響著空間規劃權責的劃分。從宏觀的區域(Region)層級,到都會區與非都會區的地方(Local)層級,其下又細分出不同的治理單位。例如大倫敦政府(Greater London Authority)統籌首都圈發展,而其他地區則有都會郡議會(Metropolitan Borough)或由郡(County)與區(District)組成的二級制政府。近年更出現了自願性合作的合同行政機構(Combined Authority),以及最基層的教區(Parish)與鄰里(Neighborhood)單位。這種多層次的結構,使得跨域整合成為空間治理的永恆課題。

    擁抱歐洲的工黨區域大夢

    1990年代末期,伴隨著工黨的執政,英國的空間規劃迎來了一股強勁的歐陸風潮。在全球化競爭與多元社會變遷的背景下,傳統的國家行政組織範圍受到檢討。特別是受到歐盟《歐洲空間發展綱要》(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, ESDP)的啟發,工黨政府開始將治理焦點集中在「城市—區域」(city-region)的架構上,深信這是與全球經濟接軌、落實地方治理的關鍵尺度。如何有效整合跨部門政策、管理跨地域行政,成為此刻區域治理論述的核心,推動英國朝向更具策略性的區域規劃方向邁進。

    區域戰略的制度建構工程

    為實現區域整合的願景,工黨政府在2004年通過《規劃與強制收購法》(Planning and Compulsory Purchase Act 2004),對既有規劃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。郡級的「結構計畫」(Structure Plan)被廢止,取而代之的是由區域協議會(Regional Assembly)擬定、更具戰略高度的「區域空間策略」(Regional Spatial Strategy, RSS)。地方層級則導入「地方發展框架」(Local Development Frameworks, LDFs),取代了舊有的地方計畫。國家層面則以一系列的「規劃政策聲明」(Planning Policy Statements, PPS)提供指導原則,形成一套由上而下、層級分明的空間規劃新體系。

    首都圈的合作典範與未竟之志

    在工黨的區域治理藍圖中,「倫敦計畫」(The London Plan)堪稱最耀眼的成果。這份由倫敦市長與32個行政區共同合作的策略規劃文件,以非強制性的夥伴關係,成功整合了大倫敦地區的多元需求。與此同時,中央政府在英格蘭各地設立了九個「區域發展署」(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, RDA),每年挹注約20億英鎊預算,主導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方向。然而,這種由上而下推動區域政府的模式並非一帆風順,2004年東北英格蘭對於設立民選區域政府的公投以懸殊比例慘遭否決,重挫了工黨的區域化雄心。

    由下而上的治理協奏曲

    面對推動民選區域政府的政治阻力,工黨政府轉而採取更具彈性的治理策略,鼓勵地方由下而上建立合作機制。「跨地區協議」(Multi-Area Agreement, MAA)便是這種思維下的產物,它作為一種地方行政的非正式合作平台,整合了住宅、交通、經濟發展等跨域事務,由於是地方自願發起,大幅降低了政治成本。同時,「城市區域」(City Region)的概念在2006年的《英格蘭城市狀況》報告書中被正式確立為一種跨域治理機制,鼓勵核心都市聯合周邊地區,以策略性空間規劃為導向,共同提升區域整體的經濟動能。

    保守黨的地方主義反撲

    2008年的金融海嘯與歐盟內部的政治風波,為英國的歐盟懷疑論(Euroscepticism)火上澆油。長期以來,保守黨便主張工黨的規劃體系過於僵化冗長,由上而下的區域規劃不僅不民主,更阻礙了經濟增長。2010年,保守黨與自民黨組成聯合內閣後,便迅速啟動了規劃體系的全面改造。隔年通過的《地方主義法》(Localism Act 2011)成為一道分水嶺,它徹底顛覆了工黨時期的區域治理框架,預示著一場以「地方賦權」為名的空間治理革命即將展開。

    拆解舊框架,賦權最前線

    《地方主義法》的核心精神是將權力從區域層級移轉到地方社區。過去由中央頒布、厚重繁瑣的數十份「規劃政策聲明」(PPS)被廢止,整合成一份僅數十頁、簡潔明瞭的《國家規劃政策框架》(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, NPPF)。法定效力的「區域空間策略」(RSS)遭到廢除,取而代之的是由地方政府與企業自願組成的「地方企業夥伴關係」(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, LEP),負責推動地方經濟。最革命性的創舉,莫過於創設了「鄰里計畫」(Neighbourhood Plan),賦予最基層的教區或社區論壇法定規劃權,使其能直接決定家園的未來樣貌。

    脫歐後的國族課題:升級計畫

    長期以來,以倫敦為核心的東南地區與其他區域之間的發展鴻溝,始終是英國社會一道難以癒合的傷痕。2019年大選,工黨傳統票倉「紅牆區」(Red Wall)倒向保守黨,凸顯了這些「被遺落區域」(left-behind areas)的強烈不滿。為此,時任首相鮑里斯·強森(Boris Johnson)將「升級」(Levelling Up)作為政府的核心議程,承諾將發展機會普及到英國各地。2022年公布的《英國升級白皮書》,更重申解決區域不平等的決心,試圖透過一系列補助計畫,為落後地區注入經濟活水。

    新瓶舊酒的區域均衡挑戰

    「升級計畫」的主要工具為「升級基金」(Levelling Up Fund),採取地方政府提案競爭的模式,直接提供基礎建設、產業發展等項目的補助,刻意跳過了區域層級。雖然此舉意在賦予地方更大權力,但資金的分配標準仍由中央主導,引發了分配不公的批評。2023年通過的《升級與再生法案》,更允許郡級政府自願合作成立「聯合郡級地方政府」(Combined County Authorities, CCAs),協商取得中央下放的權限與資金。然而,回顧英國過往區域政策的經驗,單純的資金挹注與制度調整,是否真能扭轉根深蒂固的區域發展不均,前景依然充滿挑戰。

     

  • 日本百年榮光告急!面對少子高齡化與地方空洞雙重衝擊,松屋、大丸松坂屋兩大百貨巨擘揚棄傳統銷售框架,發動深度文化觀光與在地品牌共創革命,誓言從東京核心地帶走向國境之南,扮演地方復興的關鍵推手,探索企業永續與社會貢獻的全新路徑

    日本正籠罩在少子化與人口持續流失的結構性陰影下,地方經濟的火苗隨之黯淡,文化傳承也響起警鐘,一場無聲的萎縮危機已然成形。為突破此一困局,過去長期被視為都會消費殿堂的百貨產業,正發起一場深刻的角色再造運動,決心不再固守商品銷售的單一軌道,而是選擇走入鄉間,扮演驅動地方創生的主動夥伴。

    從指標性的松屋百貨到關西龍頭大丸松坂屋,這些知名企業近年來正積極探索一條能回饋鄉里、又能兼顧商業利益的新道路,藉由各種深耕地方的創新策略,企圖在貢獻社會的價值光譜上,為自身的未來永續經營尋找出路。

    松屋在2025年4月首度推出針對高端外商顧客的專屬地方深度旅遊行程,成為業界創舉。高知縣的大丸松坂屋則以在地特產為核心,打造自有甜點品牌「星と南風」,作為中元與歲暮的送禮商品推廣至全國。這些行動的背後,不僅是地方經濟重建的迫切需求,更是百貨業界對「在地共生」新角色的深刻思考。

    「高知城,夜間包場!」這不是觀光網站上的廣告詞,而是松屋針對自家VIP客戶特別規劃的旅遊招待計畫。這場僅限10人左右的小團體行程,屬於松屋從2025年4月開始舉辦的地方體驗型高端旅行專案,目前已推出到第3波,分別前往青森、高知與熊本。

    此類旅遊的最大特色在於「稀有性」與「地方限定」。在青森,參團者可進入平時不對外開放的酒藏參觀、於國家指定名勝「盛美園」內用餐;未來行程也將包括高知城夜間包場音樂會、熊本縣八千代座的文化體驗,甚至是在熊本城大天守頂樓享用晚餐的特別安排。這些地點大多未對一般遊客開放,極具獨特性與話題性。

    傳統工藝品的銷售與製造人數急劇減少,是促使松屋開始投入地方共創的主因之一。截至2025年7月底,松屋已與全國17府縣展開42項地方合作項目,包括使用地方工藝品佈置百貨門市、跨店展出、地方伴手禮品牌開發,甚至重新定位如「津輕木芥子」這類傳統工藝的品牌價值。

    本次旅遊計畫的構思亦源自這一連串合作案中得出的體悟:唯有將人親自送至地方,讓他們「親身體驗」在地魅力,整體計畫才算真正完成。為此,松屋與在地旅行社密切合作,共同設計極具地方特色又難以自行到訪的路線,同時也促進了當地經濟的實質貢獻,例如旅客直接向酒藏購買產品。

    針對外國市場的潛力,愈來愈多海外旅客尋求「地方深度體驗」,公司已著手規劃更符合外國需求的版本。同部的福田愛實則強調持續性:「只有持續進行,這樣的合作模式才會有真正的影響力。」

    相較於松屋透過體驗與旅遊連結地方,大丸松坂屋百貨則選擇從商品開發出發,以創建在地品牌為核心策略。2024年,高知大丸在高知縣推出以當地農產為素材的全新菓子品牌「星と南風(星與南風)」,這也是該公司首次在特定地區創立自有商品品牌。

    此舉始於2024年中元期間的特企「もっとおくに自慢(家鄉自豪)」——針對高知與山口兩地,藉由設有分店的優勢深入挖掘地方農特產品。在大丸網路商店中,這兩地商品的95%訂單來自縣外,顯示地方特產具備極大的外部消費潛力。

    地方有許多優質原料與產品,但往往缺乏有效的包裝與行銷能力。他們與高知縣地產外銷公社合作,並串聯當地農家與甜點師,將原料加工成全國市場可接受的精緻商品。2024年歲暮檔期推出以四萬十栗製成的甜點「しまんと蜜和栗」後大受歡迎,完售告捷;第二波中元檔期更推出以澤渡茶製作的水羊羹「さわたり茶 潤羹(うるるかん)」,同樣售罄。今年冬季則預計推出第三款新作,持續擴大地方品牌的影響力。

    這一系列行動隸屬於大丸松坂屋推動的「Think LOCAL」計畫,強調以百貨店的品牌信任、通路影響力與商品包裝能力,來協助地方產業突破宣傳與銷售的瓶頸。渡邉表示:「用禮品這個形式來提升地方的價值,是百貨業很有力的助攻方式。」

    除了商品銷售,實體活動也同步展開。大丸東京店於2025年8月上旬與高知縣共同舉辦地方物產活動,讓都會區顧客更直接感受到地方魅力,進一步促進旅遊與地方產業的連結。

    根據日本百貨店協會的統計,截至2025年,全日本已有山形、岐阜等4個縣完全沒有百貨店,另有14個縣僅剩一家百貨公司。在人口持續外流與商業重心集中化的趨勢下,地方百貨店的未來岌岌可危。此情況下,來自都心的百貨店透過「送客下鄉」、「網路禮品推廣」與「在地共創品牌」等新策略,正逐步建立一種跨區域支援與合作的新型商業模式。

    這樣的模式不僅為地方創造了新的收入機會與就業希望,也為百貨業自身開拓了更寬廣的商品與服務空間。在既有消費結構變化劇烈、電商平台強勢崛起的時代,透過重新定義「百貨」的功能與價值,業界有機會走出與地方共生的新道路。

    百貨店不再只是商品陳列的空間,而是成為連結城市與鄉村、顧客與地方、傳統與未來的橋梁。從松屋的深度旅遊到大丸松坂屋的地方品牌創建,這些實踐證明,只要用心經營、持續投入,百貨店依然能在地方經濟與文化復興中發揮關鍵角色。接下來,如何保持熱度並構築可長可久的營運機制,將是這波地方共創行動成敗的關鍵。

  • 不拆不行的,不只是一件雕塑

    一座法院門口的抄襲品,如何揭開台灣公共藝術體系長達三十年的系統性失靈?當藝術淪為工程,我們失去的不只是美感,還有文化的靈魂。

    2022年,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門前,一座名為〈公平正義.圓融和諧〉的嶄新雕塑悄然矗立。它本該是法治精神的象徵,卻迅速成為一場公共醜聞的主角。眼尖的民眾發現,這件耗資新台幣200萬元的作品,竟與日本陶藝大師木野智史的名作「颪」驚人地相似。

    事件如滾雪球般擴大。專家審查會以壓倒性意見認定其構成「抄襲」或「高度相似」。文化部下令撤除,創作者蔡文祥雖否認抄襲,最終仍同意解約、拆除作品並退還款項 。然而,這並非終點。木野智史家族跨海提告,2025年7月,高雄地檢署在專業鑑定機構認定兩者「實質近似」後,正式依違反《著作權法》起訴蔡文祥及其公司,此案成為台灣首宗公共藝術抄襲被起訴的案例。

    這起事件看似孤立的個人道德瑕疵,實則像一道閃電,劃破了台灣公共藝術政策的黑暗長夜,照亮其背後一個盤根錯節、早已失能的龐大結構。

    當藝術淪為「勞務採購」

    問題的核心,在於一個根本性的錯置:我們將獨一無二、充滿不確定性的藝術創作,硬生生塞進了為標準化商品與服務設計的《政府採購法》框架中。根據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》,藝術設置計畫「應以勞務採購性質為原則」。這條規定,成為系統的原罪。

    採購的邏輯是線性的、可預測的,以控管風險與確保財政紀律為最高原則。藝術的邏輯卻是探索性的、反覆的、非線性的。當兩者被迫聯姻,評選標準便不可避免地走向扭曲。儘管標案文件上列有「藝術創意」、「環境配合」等項目 ,但在實際操作中,評審的重心往往偏向了易於量化、符合官僚理性的硬指標:預算編列是否合理?施工計畫是否可行?投標文件是否符合所有行政規範?

    這種制度,必然導致一種逆向淘汰。它獎勵的不是最具原創性的藝術家,而是最擅長撰寫企劃書、製作精美模擬圖的「提案專家」。在2018年《La Vie》雜誌的訪談中,一位匿名藝術家便沉痛指出,在標案體系下,創作者的身份被異化為「廠商」,「為業主服務的需求多了,相對的創作的成分與狀態則少了」。通常僅有30至45天的標案時程,讓藝術家在勘查研究後,幾乎沒有沉澱消化的時間,就被迫提出完整企劃,最終導致大量「為法案而硬做」、與環境格格不入的作品被棄置街頭 。

    影子官僚:代辦公司與圍標集團

    當制度存在根本缺陷,腐敗便不再是偶然,而是系統性的產物。監察院於2024年1月發布的調查報告,為此提供了權威佐證 。報告指出,由於公共藝術設置程序日益繁瑣,絕大多數興辦機關(如學校、區公所)因缺乏專業,轉而委託俗稱「代辦公司」的專案管理廠商。這些公司本應扮演行政協助的角色,卻在許多案例中「藉『行政代辦』之名,行『全部委辦』之實」,成為掌握案件生殺大權的幕後操盤手。

    監院的調查揭示了驚人的市場壟斷。110年度,僅四家代辦公司就包攬了全國近七成的代辦案。它們利用興辦機關的專業不足,建立起封閉的利益共生結構:從推薦可被操控的「合作委員」名單,到讓自己實質控制的人頭公司或藝術家得標,形成「左手代辦、右手得標」的圍標模式 。更令人震驚的是,部分得標廠商為節省成本,竟從中國進口現成的「製品胚體」,稍作加工後便充當原創作品,甚至出現在國防部的機敏營區建案中,不僅造成預算浪費,更引發國安疑慮 。

    改革的危局:擠壓中的年輕世代

    面對排山倒海的批評,文化部近年確實啟動了號稱「30年來最大幅度」的修法 。新法意在遏止代辦公司權力過大,其中最具爭議的一項,是規定新台幣50萬至200萬元間的案件,原則上須由興辦機關自行辦理,不得委託專案管理。

    這個解方看似對症下藥,卻完全錯判了病因。代辦公司坐大的根源,在於興辦機關普遍缺乏辦理藝術採購的專業能力。新法在抽離了代辦這根行政拐杖後,並未提供任何實質的替代支持系統。結果可想而知:面對繁瑣的陌生任務,基層公務員為求避險,最理性的選擇便是將經費繳回主管機關的專戶。這項改革非但沒能活化中小型案件,反而可能導致它們從市場上大量消失。

    政策的失準,正為台灣的青年藝術家創造出一個危險的「死亡之谷」。這個預算區間,是新銳藝術家成長的關鍵跳板。它的萎縮,等於抽走了藝術生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階梯。原本在此區間競爭的藝術家與小型工作室,現在被迫全部湧入200萬至500萬元的狹窄賽道,面對更慘烈的競爭,讓「大者恆大」的馬太效應愈發顯著。

    擘劃新路:從「採購」走向「策展」

    台灣的困境並非無解。國際上的成功經驗早已指出一條清晰的路徑:從以「採購」為核心,轉向以「策展」為核心。

    在策展導向的模式中,專案的發動者不再是一份冰冷的招標文件,而是一位專業的策展人或一個具備策展能力的專業機構(如美術館)。他們負責發展藝術願景、研究並遴選最適合的藝術家,並在藝術家、興辦機關與社區之間扮演專業的溝通橋樑 。這種模式的哲學是根本性的轉變:從「委託一件藝術品」,轉變為「與藝術家一同工作」。其目標不再是購買一件合規的物件,而是邀請一位藝術家以其獨特的創作方法,來回應一個特定的場所與議題。

    我們需要的,不是抽離所有中介者,而是要用專業、良善的中介者,去取代那些腐敗、劣質的中介者。

    改革的藍圖已經清晰可見:

    * 立法層面:修正《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》,廢除僵化的1%提撥率,改採更具彈性的級距式或上限式規範,並將藝術委託與政府採購徹底脫鉤。

    * 制度層面:建立雙軌制。需求單純的案件可正名為「公共美化設施採購」;具重大文化意義的案件,則強制採用策展導向的「專業藝術委託」,並賦權國美館等專業機構擔任委託中心。

    * 生態層面:徹底改革專家學者資料庫,建立輪替與退場機制,並設立專項計畫,扶植在市場斷層中掙扎的新生代藝術家。

    蔡文祥案敲響的警鐘,不僅是針對一件抄襲的作品,更是對整個失能體制的沉痛控訴。如今,不拆不行的,早已不只是一件雕塑,而是那一整套鏽蝕、扭曲的制度框架。唯有進行徹底的結構性改革,台灣的公共藝術,才能真正成為根植於土地、觸及思想、並能與公民社會一同呼吸的文化力量。

  • 多瑙河畔的百年主權迷航記:克羅埃西亞與塞爾 維亞的領土僵局,竟催生一位澳洲青年的數位建國狂想曲

    多瑙河的百年變奏:一條劃開國界卻又模糊了主權的迷離之河

    在巴爾幹半島的心臟地帶,多瑙河不僅是滋養文明的母親河,更是一道劃開國族認同的歷史傷痕。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之間長達140公里的邊界爭議,根源便深植於這條長河的百年變遷之中 。爭端的本質,是兩種法律歷史典範的扞格。克羅埃西亞的立場猶如固守著一張泛黃的古地圖,堅持邊界應遵循19世紀奧匈帝國時期劃定的地籍直轄市(cadastral municipalities)界線 。然而,塞爾維亞則認為,邊界理應順應河流的現況,以今日國際航運所依循的主航道中心線(thalweg)為準 。這道看似純粹的技術分歧,實則源於19世紀末為了改善航運而進行的河道整治工程,它拉直了蜿蜒的河道,卻也讓許多土地從此與其在地籍上的歸屬隔河相望 。

    法理的真空地帶:當「無主地」從古羅馬法典走入巴爾幹半島的現實

    這場懸而未決的爭端,意外催生了法律上的奇異空間。由於克羅埃西亞依據歷史地籍圖,主張多瑙河西岸數個口袋型土地,包含面積最大的戈爾尼亞.四嘎(Gornja Siga),實屬塞爾維亞領土;而塞爾維亞以現行河道為界,對這些土地並無主權聲索,一片法理上的真空於焉誕生 。這使得「無主地」(terra nullius)這個源自古羅馬法、意指不屬於任何人的土地的古老概念,在21世紀的歐洲找到了新的注腳 。此一局面,與埃及和蘇丹之間著名的比爾.塔威爾(Bir Tawil)爭議區如出一轍,成為當代冒險家與建國夢想家眼中不可多得的實驗場域 。克羅埃西亞的立場因此陷入一種戰略悖論:它為了聲索河東岸更廣大的利益,親手製造了河西岸的「無主」狀態,卻又極力否認其「無主地」的法律名分,深恐一旦承認,將引來第三方合法佔領,使原本的雙邊爭議演變為更複雜的國際難題 。

    利伯蘭的自由意志夢:多瑙河畔更早的一場建國實驗與警示

    在維爾迪斯的故事上演之前,多瑙河的這片無主地早已迎來了另一位更早的闖入者。2015年,捷克右翼自由意志派政治人物維特.耶德利奇卡(Vít Jedlička)便在戈爾尼亞.四嘎宣告成立「利伯蘭自由共和國」(Free Republic of Liberland),企圖打造一個以古典自由主義為圭臬,奉行最低度政府干預、自願性稅收與加密貨幣經濟的租稅天堂 。然而,利伯蘭的自由意志大夢,從一開始就遭逢克羅埃西亞當局的迎頭痛擊。多年來,克國警方不僅頻繁封鎖通往該區的道路,更屢次逮捕試圖入境的耶德利奇卡及其追隨者,甚至動用警力拆除他們辛苦搭建的簡易居所與設施 。利伯蘭血淋淋的遭遇,彷彿一則預言,為後來者維爾迪斯的命運,預先寫下了充滿警示意味的序曲,揭示任何挑戰既有主權框架的嘗試,終將面對國家機器的強力反制。

    從虛擬世界到真實國度:一位數位設計師的「維爾迪斯」創世記

    維爾迪斯的故事主角,是一位年僅20歲、出身澳洲的數位設計師丹尼爾.傑克森(Daniel Jackson)。他的日常工作,是在全球知名的線上遊戲平台羅布樂思(Roblox)中創造虛擬世界,為玩家構築一個又一個充滿想像的空間 。維爾迪斯的濫觴,竟也帶有幾分遊戲色彩,始於他14歲時與朋友之間的一場「瘋狂實驗」 。直到18歲,傑克森才開始嚴肅地將這個念頭付諸實踐,著手草擬法律、設計國旗,並於2019年5月30日,正式向世界宣告「維爾迪斯自由共和國」的誕生 。傑克森的背景,與利伯蘭那位充滿政治算計的創始人形成強烈對比。他的創國行動,更像是一種世代性的隱喻:將數位世界裡「建構社群、制定規則」的內在邏輯,原封不動地移植到現實世界的一處地緣政治裂隙之中,試圖將虛擬的創造力,轉化為物理空間中可以觸摸的實體。

    理想國的藍圖:環境、和解與人權,維爾迪斯揭櫫的崇高旗幟

    相較於利伯蘭赤裸裸的自由至上與經濟訴求,維爾迪斯揭櫫的旗幟,顯得更具理想主義的溫度與色彩。根據官方網站的闡述,維爾迪斯的核心價值,是建立一個對環境負責的永續國度,並致力於弭平克羅埃西亞人與塞爾ビア人之間的歷史傷痕,促進族群和解 。為此,官方語言特意並列了英語、克羅埃西亞語及塞爾維亞語 。此外,保障基本人權、免於政府壓迫的自由,亦是立國的基石。這些訴求,無疑是針對巴爾幹半島獨特的歷史與政治脈絡,精心設計的一套道德論述。它企圖在全球輿論面前,將維爾迪斯塑造成一個進步、包容且充滿善意的烏托邦計畫。然而,這份用心良苦的理想國藍圖,雖能博得媒體的同情與關注,卻終究無法成為抵禦國家權力鐵腕的盾牌。

    公民、護照與數位居留權:一個沒有土地的國家如何定義「人民」?

    一個尚未能有效治理其聲索領土的國家,如何定義「人民」?維爾迪斯對此提出了一套饒富趣味的方案。據稱,在全球超過15,000名申請者中,已有約400人獲准成為其公民 。這套公民審核機制並非來者不拒,而是帶有高度的選擇性;由於國家規模極小,他們優先考慮具備醫療、執法等實用技能的申請人 。維爾迪斯甚至發行了護照,儘管傑克森本人也坦言不建議用於國際旅行,同時也仿效愛沙尼亞等國,推出「電子居留權」(e-Residency)作為通往公民身分的蹊徑 。這種模式,與其說是傳統民族國家的戶籍管理,毋寧更像一家新創公司在招募具備特定技能的創始團隊。其「公民」身分,實質上是一種對特定理念的認同與社群歸屬感,其「人民」則是一群為了共同夢想而聚集的全球數位流散族群。

    克羅埃西亞展現鐵腕:「國家安全威脅」的驅逐與終身禁令

    紙上的烏托邦,終究要面對現實的考驗。2023年10月,傑克森與數名追隨者試圖在維爾迪斯的土地上建立永久定居點,這場夢想照進現實的行動,卻迎來了最無情的打擊 。克羅埃西亞警方迅速出動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他們悉數逮捕、驅逐出境,傑克森本人更收到一張終身不得入境克羅埃西亞的禁令 。克國當局給出的官方理由,並非針對複雜的領土主權爭議,而是一個更為致命且不容辯駁的指控:「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」(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)。此舉堪稱國家權力運作的經典示範,它巧妙地繞開了「這塊土地究竟是誰的」這個棘手的法律泥淖,直接將問題升級為「你們的存在威脅到我國的存續」,從而得以動用最高級別的執法權力,進行單方面、不容協商的強力排除。

    流亡的總統府:當國家僅存於網路與信念之中

    被逐出夢想的應許之地後,傑克森並未就此放棄。他旋即宣布成立「流亡政府」(government in exile),將抗爭的場域從多瑙河畔的森林,轉移至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 。歷史上,流亡政府通常指涉一個曾擁有合法治權的政體,因戰爭或政變而被迫遷往異國,例如二戰時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 。然而,維爾迪斯的處境顯然不同。它從未實際控制過領土,也未獲得任何國際承認。它的「流亡」,並非從權力寶座上跌落,而是從未能成功將數位藍圖轉化為物理現實。這個擁有總統、副總統與各部會首長的政府,其所有運作幾乎都仰賴官方網站與數位通訊來維繫 。這儼然是21世紀數位時代催生的新型態流亡政府:其故土既是那片遙遠的河畔林地,更是那個存於雲端、由程式碼與信念構築的理想國。

    塞爾維亞的曖昧姿態:是樂見其成,抑或僅是地緣政治的權宜之計?

    在克羅埃西亞的強硬敵意之外,塞爾維亞的態度則顯得異常曖昧。據傑克森所述,塞國官員對他的計畫展現了更多的「包容」與「開放」,貝爾格勒也成為他如今頻繁造訪的城市 。塞爾維亞官方對外的口徑是,這些微型國家純屬「無關緊要的小事」,只要不侵犯以多瑙河為界線的塞國邊境即可 。這種看似寬容的姿態,底下實則暗藏著精明的地緣政治算計。塞爾維亞的作壁上觀,是一種成本極低的非對稱博弈策略。它無需付出任何政治或物質代價,便能樂見維爾迪斯與利伯蘭成為克羅埃西亞身旁一根拔不掉的芒刺,持續透過國際媒體的報導,凸顯克國邊界主張在法理與實踐上的矛盾與荒謬。每當克國警察越過「他們自己宣稱的塞爾維亞領土」去逮捕人時,都等於是為塞爾維亞的立場做了最佳的背書。

    微型國家的經濟學:從歐元、加密貨幣到群眾募資的生存之道

    若以財經媒體的視角審視,一個沒有實質領土、無法課稅、更遑論掌控自然資源的「國家」,其經濟命脈究竟維繫於何處?維爾迪斯的經濟模式,堪稱是當代數位經濟的縮影。它單方面採用歐元作為流通貨幣,此舉與蒙特內哥羅等非歐元區國家相似 。同時,一個與其理念相關、名為$VERDIS的加密貨幣在索拉納(Solana)區塊鏈上發行,為這個計畫注入了帶有投機性質的金融活水 。其日常運作,則高度依賴全球支持者的線上捐款,甚至透過成立名為「VisitVerdis」的官方公司,販售周邊商品以開闢財源 。這種經濟型態,已然脫離了傳統國家的框架,更像是一個全球性的數位內容創作者或新創計畫。它販賣的商品不是治理與公共服務,而是一種參與夢想的體驗、一份社群的歸屬感,以及對其「品牌」未來價值的投機。

    西蘭公國到亞特蘭蒂姆帝國:全球微型國家光怪陸離的縮影

    維爾迪斯的故事固然奇特,卻非絕無僅有。放眼全球,微型國家的光譜五花八門,猶如一幅映照出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各種罅隙的浮世繪。其中最知名的,莫過於建立在英吉利海峽一座廢棄防空平台上的「西蘭公國」(Principality of Sealand)。在美國內華達州的沙漠裡,則有以自家後院為領土的「摩洛西亞共和國」(Republic of Molossia)。更甚者,澳洲雪梨一間公寓,也曾是提倡無國界政府的「亞特蘭蒂姆帝國」(Empire of Atlantium)的全部疆域 。這些微型國家的誕生,或源於歷史的偶然,或出於對體制的抗議,或純粹是一場驚世駭俗的行為藝術。它們共通的特徵,便是透過發行郵票、鑄造錢幣、販售貴族頭銜等戲謔性的舉動,對「國家」的定義本身,進行了一次又一次充滿挑釁意味的叩問。

    多瑙河之夢:關於主權、疆界與數位時代認同的議題

    說到底,維爾迪斯的故事究竟意味著什麼?當一個「國家」可以由一位電玩設計師在網路社群中催生,其政府能以流亡之姿在雲端運作,其人民是散居全球的數位遊牧民族,但這一切宏大的數位敘事,卻在一名邊境警察的物理攔阻面前戛然而止,這本身就是一則極具深意的21世紀寓言。這場多瑙河畔的未竟之夢,並非僅僅是一則國際奇聞,它更像是一場尖銳的詰問,逼迫我們重新思索:在數位浪潮席捲一切的今天,主權的本質為何?疆界的意義何在?而我們據以彼此區分、相互認同的「國家」,其根基究竟是建立在物理的土地之上,還是可以安放於一片共享的信念與價值之中?這個問題,丹尼爾.傑克森無法回答,而奔流不息的多瑙河,或許也將帶著這個疑問,繼續流向不可知的未來。

     

  • 在AI機器人巡邏的無形牢籠中,能否培育出挪威哈爾登監獄標榜的「好鄰居」?新加坡的浮動監獄,究竟是給予更生人的第二次機會,還是更絕望的放逐?

    獅城的百年豪賭:當土地告罄,目光投向無垠藍海

    新加坡對浮動建築的探索,並非一時的奇想,而是其百年來對抗地理宿命的必然延伸。這座城邦的歷史,幾乎等同於一部與海洋爭地的史詩。自1822年史丹佛.萊佛士爵士(Sir Stamford Raffles)下令填平新加坡河口南岸的沼澤濕地,將其改造為商業中心起,填海造陸便深植於國家發展的基因中 。獨立建國後,此一策略更被提升至國家生存的高度。自1965年以來,新加坡的國土面積憑藉著不懈的努力,從約590平方公里擴張至超過720平方公里,增幅達22%,這多出來的每一寸土地,都成為經濟騰飛的基石 。

    這場向海洋進軍的壯舉,催生了眾多世界級的基礎設施。1960年代啟動的裕廊工業區(Jurong Industrial Estate),為新加坡的工業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。1981年啟用的樟宜機場(Changi Airport),是在清除近2平方公里沼澤、投入超過5200萬立方公尺填土後誕生的工程傑作,如今已是全球航空樞紐 。1990年代,政府更將七座南方小島合併,填造成面積達32平方公里的裕廊島(Jurong Island),吸引殼牌(Shell)、埃克森美孚(ExxonMobil)等石化巨擘進駐,成為世界級的煉油中心 。進入21世紀,濱海灣(Marina Bay)的填海工程,則為金融中心擴展了360公頃的黃金地段,濱海灣金沙酒店(Marina Bay Sands)的璀璨身影,正是此一雄心的最佳註腳 。
    然而,新加坡的填海策略已從單純的空間擴張,演化為一種更精密的國家治理工具。正在興建的大士超級港(Tuas Megaport),旨在鞏固其全球航運樞紐地位,確保未來數十年的海事霸權 。而規劃中的「長島」(Long Island)計畫,不僅提供住宅用地,更將地基抬高至5公尺以上,作為抵禦海平面上升的氣候盾牌 。這種演進揭示了填海造陸已成為一種主動塑造經濟優勢、強化國家品牌,並應對生存威脅的多功能戰略武器。不過,當近海的淺水區逐漸用盡,傳統填海的成本日益高昂,獅城的目光,不得不從海底的泥沙,轉向海面的波濤 。

    從堅實大地到漂浮前沿:水上都市主義的黎明

    當填海造陸的邊際效益遞減,浮動建築便從未來學家的藍圖,躍升為新加坡國家發展的現實選項。這座城市擁有長達193公里的海岸線,且相對免於大型天災侵擾,為測試水上建築的可行性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實驗場域 。這股浪潮並非空談,具體的計畫已在如火如荼地進行。吉寶數據中心(Keppel Data Centres)正於羅央碼頭(Loyang)附近興建全球首座熱帶浮動資料中心,預計2027年投入營運。該中心不僅較傳統陸地基建節省六成土地,更利用閉環海水冷卻系統,將能源使用效率(PUE)降至1.2以下,展現了產業需求與環境永續的巧妙結合 。

    在此基礎上,更宏大的構想亦在醞釀之中。日本清水建設(Shimizu Corporation)提出的「綠色浮動」(Green Float)概念,便是一例。此概念描繪了一座建於浮動人工島上、高達1000公尺的生態塔,可容納5萬居民,並透過再生能源與植物工廠達成自給自足 。鑑於新加坡前駐日大使曾對此表達高度興趣,以及清水建設與新加坡政府長期的合作歷史,這類願景絕非天方夜譚 。專家們普遍預期,水上開發將採取循序漸進的策略:先從數據中心、石油儲存設施等工業用途著手,待技術成熟、風險可控後,再逐步擴展至醫院、學校、監獄等公共設施,最終邁向如聖淘沙灣(Sentosa Cove)般令人嚮往的高級水上住宅區 。

    這場由陸地向海洋的戰略轉移,其意義遠不止於創造空間。它更是一種深刻的氣候適應策略。面對全球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的威脅,傳統的固定式填海陸地顯得脆弱不堪,而能夠隨水位升降的浮動結構,無疑提供了更具韌性的解決方案 。此外,浮動資料中心的案例也揭示了數位經濟與實體建設間的共生關係:數位時代對運算能力的需求,催生了對土地的渴求,而浮動建築不僅提供了土地,其所在的海洋環境本身(海水冷卻)又反過來解決了資料中心巨大的能源消耗問題。一個以人工智慧高度運作的浮動監獄,恰好完美地契合了這股數位與實體融合的浪潮,成為一座智慧浮島的縮影。

    打造不沉之舟:日本「巨浮號」的技術遺產

    要理解一座能容納數千人的海上監獄如何屹立不搖,必須回溯至日本開創性的「巨浮號」(Mega-Float, メガフロート)計畫。在1995至2001年間,由日本運輸省主導,集結頂尖造船與鋼鐵企業的「巨浮號技術研究組合」(TRAM),進行了全球最大規模的超大型浮動結構(Very Large Floating Structure, VLFS)實證研究,為後來的浮動建築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。該計畫的核心技術,徹底顛覆了傳統的土木工程思維,將建造工地從嘈雜的陸地轉移至井然有序的工廠。
    此技術的精髓在於模組化建造。巨大的浮體被拆解成數個標準單元(例如長300公尺的模塊),在不同造船廠同步生產,再以拖船運至指定海域 。這種作法不僅大幅縮短工期,更將約八成的工程置於可控的工廠環境內,幾乎不受天候影響,確保了品質與進度的穩定性 。接著,透過先進的海上焊接技術,將這些鋼鐵巨獸精準對接,融合成一個長達數公里的單一結構體。其本體類似船殼的箱型結構,不僅強度極高,更創造出巨大的內部空間,可作倉儲、辦公甚至能源設施之用,其設計耐用年限高達百年 。

    「巨浮號」的性能驗證同樣令人信服。由於浮體與海床並無剛性連接,它能完全消弭地震波的傳遞,具備無可比擬的抗震性能,對於地震頻繁或地質鬆軟的地區,這是一項決定性的優勢 。最關鍵的驗證,是在東京灣那座長1000公尺的浮動跑道上進行的飛機起降測試。當時,包括YS-11在內的多型飛機,成功在浮體上完成數百次起降,飛行員的回饋是「與陸地機場無異」,而飛行模擬器更證實,即便在颱風等級的海象下,儀器降落系統(ILS)依然能確保飛機安全著陸 。這項實證,雄辯地證明了超大型浮動結構的穩定性,足以承載最敏感、最嚴苛的設施運作,為浮動監獄乃至浮動城市的構想,提供了強而有力的工程背書。
    馴服波濤與潮汐:直面水動力與生態的雙重挑戰
    儘管工程技術已然成熟,但浮動建築絕非無懈可擊的萬靈丹。將一座城市街廓大小的結構物置於海洋,必須應對來自工程與生態兩個維度的嚴峻挑戰。首先是水動力學的難題。與靜態的陸地建築不同,浮動結構時刻處於與風、浪、流的動態博弈之中,其設計必須確保在極端海象下仍能維持結構穩定與功能正常 。特別是對於「巨浮號」這類長寬比極大的薄板狀結構,它在波浪中並非剛性平移,而是會產生彈性變形,此即「水彈性(hydroelasticity)」問題,是VLFS設計中最核心的技術關鍵 。

    更深層的顧慮來自於生態環境。一座巨大的浮體,如同一片遮天蔽日的人造烏雲,阻斷了陽光穿透水體,將直接衝擊下方的海洋生態系統。光合作用的停滯,可能導致海草床與浮游植物的死亡,進而引發食物鏈的連鎖反應 。同時,結構物會改變局部海流與波浪模式,可能造成某些區域泥沙淤積,另一些區域則加速侵蝕 。研究亦顯示,浮體正下方的水域,其溶氧量可能降低、溫度則會升高,雖然影響程度因水文條件而異,但長期的生態衝擊不容小覷 。此外,結構本身的防腐蝕塗料、廢水處理系統若管理不當,都可能成為污染源,直接毒害海洋生物 。

    這些潛在的環境風險,迫使浮動建築的設計思維必須從單純的「結構工程」進化為更複雜的「生態工程」。未來的設計,或需導入透光性材料、在浮體底部營造人工魚礁以補償棲地、並建立零排放的廢水與廢棄物閉鎖循環系統。浮動監獄作為一個高度自足的封閉體系,恰可成為測試此類先進環保技術的絕佳平台。另一方面,浮動建築也開闢了法律與監管的「無人區」。現行的建築法規、土地分區、乃至財產權的定義,多半是為陸地而設 。一座永久性的海上設施,將迫使政府必須創建全新的法律框架,界定水上空間的所有權、使用權,以及相應的環保與安全標準。這對以高效治理聞名的新加坡而言,既是挑戰,也是契機,有機會率先輸出一套可供全球沿海國家借鏡的「監管產品」。

    水晶牢籠:一種控制的新建築學

    這座浮動監獄的革命性,不僅在於其漂浮的物理形態,更在於內部的神經中樞——一套前所未見的高科技監控系統。它揚棄了傳統監獄厚重的鐵欄與水泥牆,代之以無形的數位圍籬,企圖建構一個全知全能的「水晶牢籠」。其技術武庫的核心,是無所不在的人工智慧(AI)監控系統。這套系統超越了傳統閉路電視的被動錄影,能透過演算法即時分析影像,辨識異常行為模式,例如偵測到不尋常的體溫聚集,或從肢體語言中預測潛在的暴力衝突,從而實現從「事後反應」到「事前預警」的安防典範轉移 。

    生物辨識技術將成為進出管制的金鑰。從指紋、虹膜到人臉辨識,每一個體在設施內的移動軌跡都被精準記錄與授權,構成一個顆粒度極高的權限管理網絡 。傳統的人力巡邏,將由自主航行的機器人部隊取代。這些機器人搭載熱感應、音訊等多種感測器,能全天候無休地執行例行巡檢與周界防衛,不僅能彌補人力短缺,更將獄警從高風險的第一線解放出來 。而虛擬地理圍籬(Virtual Geofencing)技術,則為每個囚犯設定了動態的活動範圍,系統可根據其表現、日程或安全等級,即時調整其活動權限,實現了彈性且精準的空間管控。

    此類技術並非科幻空想,而是全球執法機構正在積極探索的前沿領域。國際刑警組織(INTERPOL)與聯合國區域間犯罪與司法研究所(UNICRI)已多次在新加坡等地召開全球會議,探討AI與機器人技術在警務工作中的應用與風險 。然而,當權力之眼變得如此銳利,倫理的鋼索也隨之繃緊。一個用以判斷「異常行為」的AI模型,若其訓練數據本身存在偏見,便可能導致對特定族群的歧視性監控。當演算法出錯,誰該為此負責?囚犯又該如何對一部機器的判決提出申訴?這座浮動監獄,將這些尖銳的倫理難題高度濃縮於一體,它的成功與否,不僅取決於技術的效能,更取決於圍繞技術所建立的問責與監督框架是否足夠堅實。

    海上哈爾登原則:人性化監禁的悖論

    這座高科技堡壘的核心,潛藏著一種深層的矛盾:它試圖將最先進的控制技術,與最前衛的人性化改造哲學融為一體。後者的典範,正是被譽為「全世界最人道監獄」的挪威哈爾登監獄(Halden Prison)。挪威的獄政體系在1990年代經歷了一場徹底的改革,其核心理念是:懲罰即是剝奪自由本身,監獄的功能並非施加額外痛苦,而是專注於改造與協助更生人重返社會,目標是為社會培養「好鄰居」。哈爾登監獄正是此一哲學的極致體現,其建築本身就是改造的工具。
    哈爾登監獄奉行「常態化原則」(Principle of Normality),竭力讓獄中生活模擬外部世界,以降低囚犯回歸社會的障礙 。監獄內沒有傳統的鐵欄,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可俯瞰森林的窗戶;室內設計採用大量木材與明亮色彩,風格簡約溫馨,甚至曾獲設計獎項 。囚犯擁有配備電視、冰箱與獨立衛浴的單人房,並與少數獄友共享設備齊全的現代化廚房與客廳,他們可以自己採買食材、烹煮三餐 。管理上則採行「動態安全」(Dynamic Security)模式,獄警(其中半數為女性以緩和氣氛)不配備武器,與囚犯一同用餐、運動,扮演著導師與榜樣的角色,而非單純的看守 。

    然而,新加坡的浮動監獄計畫,卻試圖用一種截然不同的路徑,達成與挪威相同的目標。挪威模式的成功,奠基於人際信任與賦予責任所激發的內在改變。而新加坡模式的基礎,卻是透過無所不在的數據監控與演算法,來剔除系統中的人為不確定性。這引出了一個根本性的詰問:真正的改造,需要的是內在的自省與能動性,這能否在一個外部控制無遠弗屆的環境中被培養出來?抑或,那些精心設計的「人性化」課程,在全知之眼的注視下,最終只會被視為一種更精巧的操縱手段,從而侵蝕了修復式司法的根基?

    鍛造第二次機會:再整合的教育學

    一座監獄的終極成敗,不在於圍牆有多高、監控有多密,而在於它能否有效地將犯錯者轉化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。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,獄中教育及技能培訓,與出獄後的再犯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 。這不僅是人道考量,更是精明的社會投資。美國德州的「監獄創業計畫」(Prison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, PEP),便是一個絕佳案例。創辦人發現,許多囚犯具備經營非法事業所需的管理、行銷與風險控制能力,這些特質若能導入正途,將是巨大的人力資本。PEP為他們提供商業訓練,畢業生的就業率高達98%,再犯率更低於5%,成效驚人 。

    同樣的,加州聖昆丁監獄(San Quentin)的「最終一哩」(The Last Mile)計畫,教導囚犯學習程式設計,甚至為此開發了無須聯網的專有編碼平台。許多畢業生成為合格的軟體工程師,以專業技能而非過去的標籤,在社會上贏得一席之地 。這些案例揭示了一個核心觀點:改造,應被視為一種「人力資本的再開發」。國家不應僅將監獄視為處理社會問題的成本中心,而應將其看作發掘與轉化潛在人才的投資。對於極度重視人力資源的新加坡而言,此一視角極具吸引力。

    浮動監獄的獨特環境,為此提供了絕佳的實踐場域。其高度科技化的安全系統,本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教室。獄中的更生計畫,可以與設施的日常運維緊密結合。囚犯可以接受培訓,學習維護巡邏機器人、管理數據中心,甚至為設施的後勤系統開發軟體。這不僅為他們提供了與未來就業市場無縫接軌的尖端技能,同時也為監獄本身創造了一支具成本效益的內部技術團隊。如此一來,原本冰冷的監控儀器,便轉化為21世紀職業培訓的實用教具,在控制與賦能之間,找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交集點。

    創新的燈塔,抑或是反烏托邦的海市蜃樓?

    綜觀全局,新加坡的浮動監獄計畫,遠非一座單純的海上建築。它是一個高度濃縮的綜合體,試圖在一個實體結構內,同時應對國土稀缺、氣候變遷、社會治理與科技倫理等多重挑戰。從樂觀的角度看,它是一座指引未來的燈塔。它以卓越的海洋工程克服了土地的物理限制;以隨波升降的韌性直面氣候變遷的威脅;它引進了經實證有效的進步社會政策,旨在從根本上降低犯罪率;它更為人工智慧、機器人學與數據驅動的治理模式,提供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實驗平台。若能成功,它將成為一座高效、智能且人道的未來城市原型,再次向世界證明新加坡規劃與執行複雜長期戰略的超凡能力。

    然而,從另一個角度審視,這座水晶牢籠也可能是一座危險的海市蜃樓。內在的矛盾尖銳而深刻。它企圖在一個全方位監控的環境中,培養需要信任與自主才能萌芽的尊嚴與責任感,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悖論。它所倚賴的演算法,存在著將社會偏見固化為數位鐵律的風險,創造出一個看似公平、實則冰冷的新形態歧視。這座與世隔絕、完美高效的設施,是否會讓社會更輕易地遺忘其中的生命,將其簡化為一個需要被「處理」的數據點?而人類改造自然、在海上建城的雄心,究竟是對科技的自信掌握,還是對生態系統複雜性的危險低估?

    最終,這座浮動監獄提出了關於城市文明走向的終極議題。它究竟是一個指引方向的信標,展示科技如何解決人類最棘手的社會與環境難題?或是一則警世寓言,告誡我們在追求完美效率與絕對控制的道路上,可能不經意間創造出一種更精緻、更難以察覺的非人化,並將其包裝在進步的光鮮外衣之下?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,將深刻地定義未來一個世紀的城市性格。

  • 台灣,聽見沙漠的呼喚嗎:對照以色列的危機驅動型農業創新,反思我們在豐饒土地上的機會與挑戰,找尋自己的糧食解方

    沙漠國度的綠金夢

    對比家電巨擘Dyson那充滿未來感的溫室設計,以色列在垂直農業領域所展現的,是一種截然不同的風貌。那是在資源稀缺與生存壓力下,經千錘百鍊而成的務實主義,每一項技術創新,都對準解決問題的核心,沒有絲毫浮華,只有強悍的戰鬥意志,矢志在不毛之地上,以科技硬頸地開闢出綠色生機。

    貨櫃變良田的都市魔法

    以色列農業科技公司Vertical Field 便以此為圭臬,開發出模組化的集裝箱式都市農場。他們將一只只平凡的回收貨櫃,巧手改造為高效率的「都市微型農場」。貨櫃內兩側牆面滿布垂直排列的植栽架,宛如一座生意盎然的立體菜園,打破了農業對土地的絕對依賴,讓產地直送餐桌的理想,在城市喧囂中成為可能。

    「真土」栽培的風味秘密

    Vertical Field的獨到之處,在於揚棄了普遍的水耕(Hydroponics),轉而採用所謂的「地耕法」(Geoponic)土壤培植技術。他們堅信,讓植物根系在富含天然礦物質的土壤介質中生長,而非僅僅浸泡於營養液,方能孕育出風味更濃郁、色澤更鮮活的蔬果,那種滋味,彷彿重現了兒時在田埂邊現採現食的感動與真實。

    物聯網加持的傻瓜農法

    每個貨櫃種植艙,都是一座由物聯網(IoT)嚴密監控的智慧工廠。無數感測器全天候蒐集著光照、溫濕度與土壤營養的細微變化,數據即時回傳至雲端,再由人工智慧軟體自動調控灌溉與施肥。每日長達16小時的特製LED光照,確保作物獲得最優化的生長條件,整個過程高度自動化,幾乎毋須人為干預,真正實現了人人皆可務農的願景。

    植物版迴轉壽司的空間革命

    另一家以色列公司Growponics ,則將目光投向規模更宏大的自動化水耕溫室。他們獨創的淺槽旋轉培養系統,堪稱一絕。植株乘坐著特製托盤,從播種、育苗到採收,在軌道上緩緩移動,猶如一場永不停歇的綠色盛宴。這種設計徹底消除了傳統溫室為人員通行所預留的走道,將空間利用率推向極致,每一寸面積都在創造價值。

    全年無休的精密農業工廠

    Growponics的溫室內部,同樣是一座由電腦精密操盤的農業工廠。光照強度、空氣溫濕度、二氧化碳濃度,乃至於營養液的酸鹼值與配方,所有影響植物生長的變因,均在電腦的嚴格控管之下。這使得溫室得以擺脫季節與氣候的束縛,達成全年365天不間斷的穩定生產,為市場提供源源不絕的高品質農產品。

    滴灌巨人的技術奧援

    以色列的現代溫室,背後常有Netafim這類全球灌溉技術領導者的身影。他們將精準滴灌系統、NFT養液膜技術(Nutrient Film Technique),以及水循環淨化設備高度整合,打造出高效的農業基礎設施。Netafim (Netafim) 開發的NetBeat雲端平台,更將人工智慧導入灌溉決策,讓農場主能依據即時數據,優化施肥方案,大幅提升資源投放的準確度。

    方寸之間的產能競賽

    談及產能,Vertical Field的都市貨櫃農場表現驚人。一個佔地僅約37平方公尺的40呎貨櫃,透過垂直種植與加速生長循環,年產量可達1,080公斤的葉菜。換算下來,每平方公尺年產近30公斤,土地利用效率是傳統農法的45倍,這個數字清晰地展現了空間維度的顛覆性突破。

    遠超傳統的產量桂冠

    在藤本果菜領域,以色列的室內種植系統同樣繳出亮麗成績單。相關企業在完全封閉的環境中成功栽培番茄與黃瓜,其單位面積年產量,較傳統先進溫室高出10至20倍之多。數據指出,在多層種植系統下,每平方公尺年產黃瓜可達800公斤、番茄達500公斤,遠遠超越了一般溫室數十公斤的水平,成果斐然。

    從產地到舌尖的極鮮體驗

    由於採用全密閉式無菌栽培,以色列垂直農場的出品,不僅潔淨無農藥殘留,且因生長環境條件優渥,作物的外觀與風味均屬上乘。Vertical Field更將新鮮度提升至全新層次,因農場就設在消費地,顧客能在超市親手摘取尚在生長的活體蔬菜,從採摘到入口僅需數分鐘,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食材的營養與生命力。

    節水九成的環境貢獻

    立國於乾旱之地,以色列對水資源的珍視已內化為民族基因。Vertical Field的貨櫃農場,憑藉密閉環境與精準滴灌,據稱可比傳統農業節約高達90%的用水量,水分在系統內循環,幾無浪費。此舉不僅應對了水資源挑戰,更在永續農業的道路上,立下一座重要的里程碑。

    能源消耗的現實挑戰

    儘管在節水與土地利用上貢獻卓著,室內垂直農業的能源消耗仍是待解的課題。高強度LED照明與HVAC空調系統帶來可觀的電力需求,若電力來源並非再生能源,其運行的碳足跡便不容小覷。對此,Vertical Field等公司正積極研究導入太陽能發電系統,以期在未來實現更潔淨的能源結構。

    多元進擊的商業版圖

    以色列垂直農業的商業模式,呈現出靈活且多元的樣貌。Vertical Field主要扮演「方案供應商」,向超市、餐廳等客戶銷售或租賃貨櫃農場,將其定位為吸引客流、提升品牌形象的創新工具。而已在全球多國部署據點的Vertical Field,也成功獲得多輪風險投資,持續擴張事業版圖。

    放眼全球的整廠輸出

    相較之下,Netafim與Growponics則更專注於B2B的大型專案承建與技術授權。他們為世界各國的合作夥伴,提供從設計、建造到運營指導的「整廠輸出」(Turnkey)服務。這類專案特別受到蔬菜價格高昂、高度依賴進口的國家青睞,配合當地政府的農業補貼政策,往往能創造可觀的投資回報。

    糧食自主的國家級願景

    驅動以色列垂直農業發展的,不僅是商業利益,更深層的是對糧食安全與國家韌性的追求。Vertical Field強調的「食品自主權」,意謂著當全球供應鏈中斷時,一座小小的貨櫃農場,就是一個社區維持基本食物供應的保障。Growponics的願景更為宏大,它要將農業技術輸出到世界每個角落,賦予更多地區發展在地農業的能力。

    台灣農業的省思與前路

    反觀台灣,雖坐擁得天獨厚的氣候與土壤,卻面臨農業人口老化、青年不願接班的困境。以色列在嚴苛環境中,以永不鬆懈的危機意識,硬是闖出一條高科技農業的生路。他們的故事,像一面鏡子,映照出我們的安逸與隱憂。借鏡以色列的經驗,並非複製模式,而是要喚醒深植於內的創新精神,為台灣的糧食未來,找到一條更智慧、更永續的道路。

  • 理論與思想的結晶:紀念高畑勲誕辰90週年展覽,以《螢火蟲之墓》為核心的豐富內容

    作者:山塚力丸

    近日造訪了正在「麻布台Hills畫廊」展出的「高畑勲展——締造日本動畫的巨匠」。這場展覽為紀念高畑勲誕辰90週年而舉辦,回顧其輝煌創作生涯。適逢戰後80年,展覽以《螢火蟲之墓》為重心,雖不以奪人眼球的華麗取勝,卻以靜謐而深沉的感動,呈現出極為充實的內容,令人回味無窮。

    剖析至微的高畑勲

    高畑勲這位創作者,基本上不親自繪畫。那麼,他如何在不畫圖的情況下執導動畫呢?答案在於他徹底的閱讀、細膩的探究,以及對背景與人物內心的精闢分析。本展覽的亮點可分為兩大主軸:其一是宮崎駿、大塚康生、奥山玲子等動畫史上熠熠生輝的傳奇大師所繪製的原畫陣容;其二是高畑勲那令人嘆為觀止的理論構築能力,幾乎到了異乎尋常的地步。

    展覽中展示了角色情感在故事不同階段的變化圖表,這些圖表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人物心境的轉換;此外,還有寫滿密密麻麻筆記的人物關係圖,以及對插曲每一小節與畫面剪輯的精細配對設計圖,這些都令人瞠目結舌,幾乎讓人想脫帽致敬,甚至震撼到幾欲暈厥。高畑對研究的投入更是驚人,例如在《阿爾卑斯山的少女》的製作筆記中,從山羊的生態習性到奶酪的製作方法,皆鉅細靡遺地記錄下來。

    看著這些資料,不由得讓人想說:「何必做到這般地步?」然而,正是這種極致的用心,使他能以嚴謹的邏輯推演「為何如此」「為何這樣」的答案,進而構築出角色栩栩如生、彷彿能嗅到呼吸的真實世界觀。本展覽未納入《魯邦三世》或《阿帕契棒球軍》等作品,或許是因為這些作品的理論構築尚未達到高畑的嚴苛標準,抑或僅是出於商業考量——這只是筆者的揣測罷了。

    締造熱門作品的才華

    本展覽以極高的密度,淋漓盡致地展現了高畑勲作為邏輯巨匠的一面,而其中最令人讚嘆的,莫過於他為朝日電視台版《哆啦A夢》撰寫的企劃書。這份企劃書是藤子·F·不二雄點頭同意製作的關鍵歷史文獻,字裡行間可見高畑驚人的分析能力。

    尤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對開場曲歌詞的論述。他主張:「為了最大限度地彰顯哆啦A夢的魅力,必須在歌詞中融入角色的性格、特徵,甚至可能的來歷,以彌補劇情中未充分展現的吸引力。」這一創意顯然孕育了那首以「♪腦袋亮晶晶」開頭的經典歌曲《我是哆啦A夢》。

    此外,高畑還提出了「15分鐘×兩集」的黃金編排形式,這一創舉至今影響深遠。雖然高畑常被視為不迎合大眾、執著於自我創作的求道者,但他憑藉分析力打造熱門作品的才華,亦不容小覷。

    將思想融入故事

    高畑勲始終將自己的思想融入作品之中。展覽中引用了他的一句話:「思想不應直接宣之於口,而是寄託於事物來訴說。」這一創作態度貫穿其所有作品。

    1968年的長篇處女作《太陽王子霍爾斯的冒險》中,他實踐了平等的製作模式,將劇本初稿複印分發給所有工作人員,廣泛徵求意見。這與當時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尚-盧·高達(Jean-Luc Godard)所創建的「季加·維爾托夫團體」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    《太陽王子霍爾斯的冒險》部分分鏡圖 © 東映

    高畑作品中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對共產主義的些許共鳴,從這部作品起便已顯露。然而,這種左翼熱情所帶來的故事複雜化,也導致該片在票房上的失利,頗耐人尋味。展覽中還展示了東映動畫因票房考量而要求中止製作時的交涉資料,生動再現了動畫史幕後的真實場景。即便如此,高畑仍堅持追求完美的創作,貫徹其一貫的完美主義。

    高畑對「生活」描繪的執著,透過各種方式傳遞其意象。雖然他自稱「不畫畫」,但並非完全不繪圖。本展覽展示了簡潔卻精準的分鏡草圖,其構圖與人物視線的安排一目了然,展現出他不凡的繪畫功力。

    原畫陣容令人驚嘆

    正如前文所述,本展覽中傳奇大師們的原畫展示,確實令人大開眼界。其中最觸動人心的,莫過於《兒時的點點滴滴》與《輝耀姬物語》的專區。名匠男鹿和雄在《兒時的點點滴滴》中展現的寫實美術,可謂登峰造極,令人歎為觀止。

    《輝耀姬物語》 男鹿和雄設計的輝耀姬服飾色彩模擬板 © 2013 高畑勲、坂口理子/吉卜力工作室,NDHDMTK

    《兒時的點點滴滴》中,霧雨濛濛的瀝青路面、夕陽染紅的南瓜田等場景,皆以超凡的技巧手繪而成,單幅畫作已足以令人動容,畫面中流淌的抒情氣息更是讓人潸然淚下。反觀《輝耀姬物語》,則捨棄寫實,轉而以水墨畫風的抽象表現挑戰極限。其中由橋本晋治繪製的輝耀姬脫下十二單衣奔跑的經典場景原畫,無疑是本展覽的高潮之一。

    單看每一張原畫,畫面中那些看似雜亂無章的線條,讓人不禁疑惑:「這畫的是什麼?」然而,當這些靜止畫面串聯成動畫,這些「謎之線條」卻化為躍動的生命力與爆發力,令人震撼。說句老套的話,親眼見到這些原畫時,筆者不禁渾身起雞皮疙瘩。

    珍稀資料令人驚嘆連連

    以上所述僅是本展覽魅力的冰山一角,還有更多令人瞠目結舌的珍貴資料等待探索。

    例如《紅髮安妮》角色設計的試錯過程、《小頑童智惠》的場景勘查照片、《平成狸合戰》的海量意象圖板等,這些「竟然有這種東西!」的超級珍稀資料,足以讓那些「喜歡宮崎駿但對高畑勲不太熟悉」的觀眾也驚嘆不已。

    「高畑勲展——締造日本動畫的巨匠」展覽現場

    筆者最為震撼的,是一張《阿爾卑斯山的少女》取材旅行中拍攝的珍貴照片,捕捉了年輕時的高畑勲與宮崎駿的罕見合影。兩人在瑞士自然景觀中並肩而立,臉上掛著溫和的微笑,彷彿1970年代民謠組合的宣傳照,洋溢著青春氣息。這一幕讓人不禁對這兩位巨匠萌生幾分親切感,甚至冒出「原來你們也有這麼可愛的一面」的念頭。

    總之,本展覽的宣傳標語「今夏,認識高畑勲的動畫世界」名副其實。筆者誠摯推薦,絕對值得一遊!

  • 技術決定論的螺旋:從技術哲學地圖出發的思考

    許多人相信,技術將為我們的未來帶來美好前景,而技術的發展方向取決於人類的抉擇。然而,這種試圖無限提升人類能力以解決技術問題的思路,顯然有其界限。

    數世紀以來,對於「以人為本」思路的局限性,人們早已心生疑慮,並伴隨著虛無主義的陰影而逐漸浮現。與樂觀人文主義相對的立場,是「技術決定論」,即認為「技術主宰一切」的觀點,開始悄然滲透。即使在相信技術將帶來美好未來的樂觀主義者中,也有人認為改變並非來自人類,而是技術本身的驅動。

    以下問題揭示了這種立場:

    Q1. 你認為新技術會讓未來變得更好,還是更糟?
    Q2. 這種改變是由技術本身引發的,還是取決於人類的選擇?

    若Q2的答案是「技術」,則屬於技術決定論。今天,我們聚焦「樂觀技術決定論者」,即相信「技術的自主發展」將主導未來的立場。在技術哲學的脈絡中,這一立場屢被討論,例如在AI倫理學者宮原克典發起的國際工作坊中,與歐洲技術哲學家及日本學者如長谷川愛等人對話,經常觸及超人類主義、技術自由主義及科技寡頭對AI未來的影響。隨著AI的社會影響力日益顯著,這議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    什麼是技術決定論?

    技術決定論是指「技術決定人類與社會形態」的觀點。然而,這種觀點常遭人文主義或工具主義駁斥,因為技術由人類創造,其謬誤顯而易見。
    技術決定論(不完整模式):技術 → 人類
    人文主義(社會建構主義、工具主義等):人類 →(技術 → 人類)

    然而,如同我們在核能與海德格的提問,或人文主義困境的討論中所見,這種人文主義思路同樣問題重重。一般理解的技術決定論並非「完整」理論,技術哲學家安德魯·芬伯格指出,技術決定論需滿足兩個要件:一是技術對社會的決定性影響,二是技術的「線性進展」與「不可避免性」。若認為技術遵循內在邏輯自主發展,超越人類意願與干預,其影響力便成為決定性的存在。

    技術決定論(完整模式):人類 × →(技術 → 人類)

    暗黙的共識:技術決定論的潛在信念

    在技術決定論的代表人物中,技術自由主義的旗手彼得·蒂爾(Peter Thiel)與推廣奇點理論的雷·庫茲韋爾(Ray Kurzweil)頗具代表性。對蒂爾而言,技術是實現基督教式神聖秩序的工具;對庫茲韋爾而言,技術則是人類進化為超人類的手段。然而,當實現這些目標的唯一途徑是技術,且技術被認為以加速度且不可逆的方式進展,手段與目的便融為一體,難以分割。

    因此,當蒂爾將技術視為推動歷史的動力,庫茲韋爾則將其定為「指數成長的法則」,技術便超越人類的控制,直接實現其目的,這正是技術決定論的典型立場。

    這種思維在當代社會無處不在,成為某種暗黙的共識。例如,「AI將解決貧困與疾病」「智慧城市將優化生活」等常見願景,背後皆隱含樂觀技術決定論的影子。這些單線性的信念認為,技術進化必然帶來美好社會,而技術成為我們必須接受的唯一選項與前提條件。

    與此同時,技術帶來的問題——如AI監控、就業流失、偏見再現——被視為不可避免的代價,甚至被認為「技術進步終將解決」。於是,「不能停止AI發展」「不應抗拒進步」成為普遍的主張。讀者中或許有人明確持此立場,或在無意識中受其影響,例如為追趕AI進化而焦慮不安。

    這種信念是技術迅猛發展後突如其來的產物嗎?並非如此。它的根源可追溯至五千年前的歷史,與人類深層的渴望與不安交織共鳴。尤其在現代化的日本脈絡中,這股引力不容忽視。

    追溯源頭:從美索不達米亞到技術信仰

    技術決定論的信念可追溯至美索不達米亞的城郭都市。將這一古老文明與現代AI信仰連繫,或許看似突兀,但美索不達米亞發明的灌漑農業與防禦城牆,奠定了後續西方文明的基礎。

    美索不達米亞的環境與東亞的季風氣候迥異,乾燥地帶的嚴苛條件限制了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。然而,當地自生小麥與大麥,且有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穿流。只要掌握灌漑技術,便能實現穩定的農業生產。同時,多個族群交匯的地區需防禦外敵,促使城郭都市的形成。

    都市誕生後,維持內部秩序成為挑戰。文字、兵器、農業、糧食管理等技術,以及社會制度的發展,讓更高效的都市得以存續。這正是「理序」(logos)的萌芽,也是海德格所謂「框架」(Gestell)的原型,即將世界化為可計算與管理的對象。

    這種秩序從美索不達米亞傳至埃及、歐洲,愈發複雜,並催生了以絕對神為核心的一神教世界觀。特別是基督教誕生後,理序(logos)超越民族界限,團結眾人,支撐廣大疆域的治理與集體力量的展現。

    近代科學與秩序的誕生

    這種秩序在近代與科學結合,成為歐洲成功的关键。「世界如機械般遵循物理法則運轉」的牛頓式機械論世界觀,強化了對理序的信任,社會秩序的設計可能性大幅提升。

    於是,人們開始在機械中看見神聖。神被比喻為鐘錶匠,宇宙被視為精密的鐘錶結構,時間與空間的秩序因而誕生。最終,國家與社會被構想為如機械般精準高效的系統,甚至「人類亦是機械」的觀念深入人心。自由意志與偶然被視為幻象,一切皆可依物理法則計算,這種機械論世界觀逐漸主導。
    起初,信仰與科學並肩而行,人類控制技術的能力受到讚頌。然而,隨著技術的發展,人類全能性的陰影也逐漸浮現。

    這種機械論後經康德、黑格爾,演進為有機體論。黑格爾將自然與歷史視為絕對精神的自我展開,任何矛盾與偶然皆被辯證法統合成進展的一部分。這一思想奠定了近代進步主義的基礎,影響了被視為技術決定論者的馬克思等人的理論。

    吞噬一切的控制論

    戰後,電腦的出現將進步的概念融入機械,催生了控制論。這一思想認為,只要有足夠數據與計算能力,一切現象——包括人類意識——皆可預測與控制。控制論不僅促成海德格所說的「哲學終結」,更發展為自我組織與機器學習理論,孕育了當代生成式AI。

    正如W·布萊恩·亞瑟在《科技的本質》與凱文·凱利在《科技想要什麼》中所述,技術的發展本身即展現自我組織的特性。如此,技術的自主進展無需依賴傳統的決定論世界觀即可解釋,它們的思想也常被視為技術決定論的範例。

    從文字、鐘錶、通用機械、計算機、控制論到AI,技術逐步從人類手中接過秩序的角色,確立其地位。未來,通用人工智能(AGI)被認為不僅是智慧存在,還可能取代道德、法律、政治甚至宗教。尤瓦爾·諾亞·哈拉里警告,人類將淪為服從演算法的生物;庫茲韋爾則認為,與AGI融合將使人類超越極限。

    如此,猶如動物無法有意影響人類的未來,人類或許也無法左右AI的未來。這被稱為「進化接力說」,技術的進化主導權從人類移交至AI。雖然可將此視為人類與技術的共進化,但人類無法完全控制其方向。

    如何逃脫螺旋?

    技術決定論的技術觀源自西方文明的歷史,與東方傳統有所不同。回顧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,正是為了揭示其作為特定神話與環境產物的本質,而非絕對真理。AI的意識或自主性觀念,亦無法脫離這一歷史脈絡。
    相較於西方的乾燥環境,東亞的季風氣候孕育了不同的神話、文化與技術可能性。然而,近代以來,非西方地區在現代化名義下被西方同化,差異逐漸被吸納。技術決定論已不再僅是某種技術觀,而是解釋「實際驅動世界原理」的框架。

    然而,〈悲觀人文主義〉與〈悲觀技術決定論者〉的先驅們,始終對此提出質疑,甚至採取激進行動。未來兩期,我們將回顧這些批判與抵抗的歷史,與讀者共同探尋技術哲學核心問題的解答線索。

    誠然,技術由人類設計,若考慮其對社會的影響加以規範,甚至如核能或克隆技術般限制或禁止,便能抑止問題。然而,技術決定論的螺旋已滲透人類五千年的歷史,其引力難以完全抗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