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懂也不會怎樣

在香港流行音樂的浩瀚星河中，若要尋覓一顆不僅以歌聲打動人心，更以螢幕形象深入民心的璀璨巨星，鄭少秋之名必然高懸。他不僅是八十年代廣東歌壇的重要旗手，更是一位將歌藝與演技完美融合的藝術家，其演藝生涯與香港電視劇的黃金時代緊密相連，成為無數人集體記憶中不可磨滅的文化符號。他的音樂旅程，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傳奇，更折射出那個年代廣東歌壇的興衰起伏、媒體變革與大眾審美變遷。

台灣正上演一場嚴峻的師資斷層危機，其根源並非單純的職位空缺，而是一場年輕世代的「集體出走」。當代青年寧願投身公職或科技業，也不願進入校園，此現象乃教育體系長年沉痾的總爆發。從錄取率極低的教師甄試、代理教師缺乏保障的困境，到校園內沉重的行政負擔與專業尊嚴的失落，多重因素交織，大幅削弱了教職的吸引力。再加上其他產業的磁吸效應與年金改革的衝擊，這場人才外流正演變為動搖國本的結構性問題。

英國國土空間治理體制，猶如一幅隨政黨輪替而不斷重繪的畫卷。其體系深受執政黨意識形態牽動，在工黨執政時期，受歐盟空間規劃思潮影響，擘劃了由上而下的區域發展藍圖，企圖縫合跨域治理的裂隙。然而，隨著保守黨高舉地方主義與疑歐大旗，區域層級的治理架構應聲瓦解，權力天平向下擺盪至鄰里社區。脫歐之後，為回應「紅牆區」等被遺落區域的民怨，政府啟動「升級計畫」，試圖以財政補助彌補區域發展的巨大鴻溝，但數十年來的南北失衡困境，依舊是這片土地上最嚴峻的挑戰。

百貨業的未來不在東京，而在凋零的地方鄉鎮！這是一場攸關存亡的寧靜革命，更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深刻實踐！面對日本少子高齡與人口外移的結構性困局，百貨巨擘正從單純的銷售場域，轉型為地方活性化的「共創者」！在這波浪潮中，總部設於東京的松屋百貨與關西起家的大丸松坂屋百貨店，無疑是跑得最快的兩大先鋒。

一座法院門口的抄襲品，如何揭開台灣公共藝術體系長達三十年的系統性失靈？當藝術淪為工程，我們失去的不只是美感，還有文化的靈魂。

在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之間,一條因百年邊界爭議而生的法律真空地帶,竟成為一位澳洲數位設計師丹 尼爾·傑克森的建國實驗場。他宣告成立「維爾迪斯 自由共和國」,揭藥環境永續與族群和解的理想旗 幟,並透過發行護照與招募具備專業技能的數位公 民,試圖將虛擬世界的社群邏輯,移植到這片無主之 地。

面對國土稀缺的百年困局，新加坡正醞釀一項石破天驚的計畫：一座離岸500公尺、可容納逾2000名囚犯的浮動監獄。此設施並非傳統牢獄的海洋延伸，而是集尖端科技與前衛社會政策於一體的未來建築原型。它採用人工智慧監控、生物辨識門禁與機器人巡邏，構成滴水不漏的數位圍籬；同時，又借鑒挪威哈爾登監獄的人性化管理哲學，強調教育、技能培訓與更生人的尊嚴，旨在降低再犯率。這座鋼鐵方舟，不僅是對土地限制的極致回應，更是一場關於科技治理、氣候韌性與人性改造的宏大社會實驗，其成敗將為全球特大城市提供一個無可迴避的參照座標。

以色列的垂直農業走出一條強悍的務實路線。從Vertical Field的貨櫃微型農場，到Growponics的旋轉水耕溫室，再到Netafim的整廠方案，皆體現該國在匱乏資源下淬鍊出的創新能量。運用地耕法、物聯網環控與精準滴灌等尖端技術，達成節水九成、產量數十倍的驚人效益。其商業模式更涵蓋設備租售、技術授權與大型專案承建，並將「糧食自主」的國家戰略，轉化為具全球競爭力的農業科技輸出產業，為世界糧食危機提供了來自沙漠的解答。

作者：山塚力丸 近日造訪了正在「麻布台Hills畫廊」展出的「高畑勲展——締造日本動畫的巨匠」。這場展覽為紀念高畑勲誕辰90週年而舉辦，回顧其輝煌創作生涯。適逢戰後80年，展覽以《螢火蟲之墓》為重心，雖不以奪人眼球的華麗取勝，卻以靜謐而深沉的感動，呈現出極為充實的內容，令人回味無窮。 剖析至微的高畑勲 高畑勲這位創作者，基本上不親自繪畫。那麼，他如何在不畫圖的情況下執導動畫呢？答案在於他徹底的閱讀、細膩的探究，以及對背景與人物內心的精闢分析。本展覽的亮點可分為兩大主軸：其一是宮崎駿、大塚康生、奥山玲子等動畫史上熠熠生輝的傳奇大師所繪製的原畫陣容；其二是高畑勲那令人嘆為觀止的理論構築能力，幾乎到了異乎尋常的地步。 展覽中展示了角色情感在故事不同階段的變化圖表，這些圖表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人物心境的轉換；此外，還有寫滿密密麻麻筆記的人物關係圖，以及對插曲每一小節與畫面剪輯的精細配對設計圖，這些都令人瞠目結舌，幾乎讓人想脫帽致敬，甚至震撼到幾欲暈厥。高畑對研究的投入更是驚人，例如在《阿爾卑斯山的少女》的製作筆記中，從山羊的生態習性到奶酪的製作方法，皆鉅細靡遺地記錄下來。 看著這些資料，不由得讓人想說：「何必做到這般地步？」然而，正是這種極致的用心，使他能以嚴謹的邏輯推演「為何如此」「為何這樣」的答案，進而構築出角色栩栩如生、彷彿能嗅到呼吸的真實世界觀。本展覽未納入《魯邦三世》或《阿帕契棒球軍》等作品，或許是因為這些作品的理論構築尚未達到高畑的嚴苛標準，抑或僅是出於商業考量——這只是筆者的揣測罷了。 締造熱門作品的才華 本展覽以極高的密度，淋漓盡致地展現了高畑勲作為邏輯巨匠的一面，而其中最令人讚嘆的，莫過於他為朝日電視台版《哆啦A夢》撰寫的企劃書。這份企劃書是藤子·F·不二雄點頭同意製作的關鍵歷史文獻，字裡行間可見高畑驚人的分析能力。 尤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對開場曲歌詞的論述。他主張：「為了最大限度地彰顯哆啦A夢的魅力，必須在歌詞中融入角色的性格、特徵，甚至可能的來歷，以彌補劇情中未充分展現的吸引力。」這一創意顯然孕育了那首以「♪腦袋亮晶晶」開頭的經典歌曲《我是哆啦A夢》。 此外，高畑還提出了「15分鐘×兩集」的黃金編排形式，這一創舉至今影響深遠。雖然高畑常被視為不迎合大眾、執著於自我創作的求道者，但他憑藉分析力打造熱門作品的才華，亦不容小覷。 將思想融入故事 高畑勲始終將自己的思想融入作品之中。展覽中引用了他的一句話：「思想不應直接宣之於口，而是寄託於事物來訴說。」這一創作態度貫穿其所有作品。 1968年的長篇處女作《太陽王子霍爾斯的冒險》中，他實踐了平等的製作模式，將劇本初稿複印分發給所有工作人員，廣泛徵求意見。這與當時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尚-盧·高達（Jean-Luc Godard）所創建的「季加·維爾托夫團體」有異曲同工之妙。 《太陽王子霍爾斯的冒險》部分分鏡圖 © 東映 高畑作品中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對共產主義的些許共鳴，從這部作品起便已顯露。然而，這種左翼熱情所帶來的故事複雜化，也導致該片在票房上的失利，頗耐人尋味。展覽中還展示了東映動畫因票房考量而要求中止製作時的交涉資料，生動再現了動畫史幕後的真實場景。即便如此，高畑仍堅持追求完美的創作，貫徹其一貫的完美主義。 高畑對「生活」描繪的執著，透過各種方式傳遞其意象。雖然他自稱「不畫畫」，但並非完全不繪圖。本展覽展示了簡潔卻精準的分鏡草圖，其構圖與人物視線的安排一目了然，展現出他不凡的繪畫功力。 原畫陣容令人驚嘆 正如前文所述，本展覽中傳奇大師們的原畫展示，確實令人大開眼界。其中最觸動人心的，莫過於《兒時的點點滴滴》與《輝耀姬物語》的專區。名匠男鹿和雄在《兒時的點點滴滴》中展現的寫實美術，可謂登峰造極，令人歎為觀止。 《輝耀姬物語》 男鹿和雄設計的輝耀姬服飾色彩模擬板 © 2013 高畑勲、坂口理子／吉卜力工作室，NDHDMTK 《兒時的點點滴滴》中，霧雨濛濛的瀝青路面、夕陽染紅的南瓜田等場景，皆以超凡的技巧手繪而成，單幅畫作已足以令人動容，畫面中流淌的抒情氣息更是讓人潸然淚下。反觀《輝耀姬物語》，則捨棄寫實，轉而以水墨畫風的抽象表現挑戰極限。其中由橋本晋治繪製的輝耀姬脫下十二單衣奔跑的經典場景原畫，無疑是本展覽的高潮之一。 單看每一張原畫，畫面中那些看似雜亂無章的線條，讓人不禁疑惑：「這畫的是什麼？」然而，當這些靜止畫面串聯成動畫，這些「謎之線條」卻化為躍動的生命力與爆發力，令人震撼。說句老套的話，親眼見到這些原畫時，筆者不禁渾身起雞皮疙瘩。 珍稀資料令人驚嘆連連 以上所述僅是本展覽魅力的冰山一角，還有更多令人瞠目結舌的珍貴資料等待探索。 例如《紅髮安妮》角色設計的試錯過程、《小頑童智惠》的場景勘查照片、《平成狸合戰》的海量意象圖板等，這些「竟然有這種東西！」的超級珍稀資料，足以讓那些「喜歡宮崎駿但對高畑勲不太熟悉」的觀眾也驚嘆不已。 「高畑勲展——締造日本動畫的巨匠」展覽現場 筆者最為震撼的，是一張《阿爾卑斯山的少女》取材旅行中拍攝的珍貴照片，捕捉了年輕時的高畑勲與宮崎駿的罕見合影。兩人在瑞士自然景觀中並肩而立，臉上掛著溫和的微笑，彷彿1970年代民謠組合的宣傳照，洋溢著青春氣息。這一幕讓人不禁對這兩位巨匠萌生幾分親切感，甚至冒出「原來你們也有這麼可愛的一面」的念頭。 總之，本展覽的宣傳標語「今夏，認識高畑勲的動畫世界」名副其實。筆者誠摯推薦，絕對值得一遊！

許多人相信，技術將為我們的未來帶來美好前景，而技術的發展方向取決於人類的抉擇。然而，這種試圖無限提升人類能力以解決技術問題的思路，顯然有其界限。 數世紀以來，對於「以人為本」思路的局限性，人們早已心生疑慮，並伴隨著虛無主義的陰影而逐漸浮現。與樂觀人文主義相對的立場，是「技術決定論」，即認為「技術主宰一切」的觀點，開始悄然滲透。即使在相信技術將帶來美好未來的樂觀主義者中，也有人認為改變並非來自人類，而是技術本身的驅動。 以下問題揭示了這種立場： Q1. 你認為新技術會讓未來變得更好，還是更糟？Q2. 這種改變是由技術本身引發的，還是取決於人類的選擇？ 若Q2的答案是「技術」，則屬於技術決定論。今天，我們聚焦「樂觀技術決定論者」，即相信「技術的自主發展」將主導未來的立場。在技術哲學的脈絡中，這一立場屢被討論，例如在AI倫理學者宮原克典發起的國際工作坊中，與歐洲技術哲學家及日本學者如長谷川愛等人對話，經常觸及超人類主義、技術自由主義及科技寡頭對AI未來的影響。隨著AI的社會影響力日益顯著，這議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什麼是技術決定論？ 技術決定論是指「技術決定人類與社會形態」的觀點。然而，這種觀點常遭人文主義或工具主義駁斥，因為技術由人類創造，其謬誤顯而易見。技術決定論（不完整模式）：技術 → 人類人文主義（社會建構主義、工具主義等）：人類 →（技術 → 人類） 然而，如同我們在核能與海德格的提問，或人文主義困境的討論中所見，這種人文主義思路同樣問題重重。一般理解的技術決定論並非「完整」理論，技術哲學家安德魯·芬伯格指出，技術決定論需滿足兩個要件：一是技術對社會的決定性影響，二是技術的「線性進展」與「不可避免性」。若認為技術遵循內在邏輯自主發展，超越人類意願與干預，其影響力便成為決定性的存在。 技術決定論（完整模式）：人類 × →（技術 → 人類） 暗黙的共識：技術決定論的潛在信念 在技術決定論的代表人物中，技術自由主義的旗手彼得·蒂爾（Peter Thiel）與推廣奇點理論的雷·庫茲韋爾（Ray Kurzweil）頗具代表性。對蒂爾而言，技術是實現基督教式神聖秩序的工具；對庫茲韋爾而言，技術則是人類進化為超人類的手段。然而，當實現這些目標的唯一途徑是技術，且技術被認為以加速度且不可逆的方式進展，手段與目的便融為一體，難以分割。 因此，當蒂爾將技術視為推動歷史的動力，庫茲韋爾則將其定為「指數成長的法則」，技術便超越人類的控制，直接實現其目的，這正是技術決定論的典型立場。 這種思維在當代社會無處不在，成為某種暗黙的共識。例如，「AI將解決貧困與疾病」「智慧城市將優化生活」等常見願景，背後皆隱含樂觀技術決定論的影子。這些單線性的信念認為，技術進化必然帶來美好社會，而技術成為我們必須接受的唯一選項與前提條件。 與此同時，技術帶來的問題——如AI監控、就業流失、偏見再現——被視為不可避免的代價，甚至被認為「技術進步終將解決」。於是，「不能停止AI發展」「不應抗拒進步」成為普遍的主張。讀者中或許有人明確持此立場，或在無意識中受其影響，例如為追趕AI進化而焦慮不安。 這種信念是技術迅猛發展後突如其來的產物嗎？並非如此。它的根源可追溯至五千年前的歷史，與人類深層的渴望與不安交織共鳴。尤其在現代化的日本脈絡中，這股引力不容忽視。 追溯源頭：從美索不達米亞到技術信仰 技術決定論的信念可追溯至美索不達米亞的城郭都市。將這一古老文明與現代AI信仰連繫，或許看似突兀，但美索不達米亞發明的灌漑農業與防禦城牆，奠定了後續西方文明的基礎。 美索不達米亞的環境與東亞的季風氣候迥異，乾燥地帶的嚴苛條件限制了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。然而，當地自生小麥與大麥，且有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穿流。只要掌握灌漑技術，便能實現穩定的農業生產。同時，多個族群交匯的地區需防禦外敵，促使城郭都市的形成。 都市誕生後，維持內部秩序成為挑戰。文字、兵器、農業、糧食管理等技術，以及社會制度的發展，讓更高效的都市得以存續。這正是「理序」（logos）的萌芽，也是海德格所謂「框架」（Gestell）的原型，即將世界化為可計算與管理的對象。 這種秩序從美索不達米亞傳至埃及、歐洲，愈發複雜，並催生了以絕對神為核心的一神教世界觀。特別是基督教誕生後，理序（logos）超越民族界限，團結眾人，支撐廣大疆域的治理與集體力量的展現。 近代科學與秩序的誕生 這種秩序在近代與科學結合，成為歐洲成功的关键。「世界如機械般遵循物理法則運轉」的牛頓式機械論世界觀，強化了對理序的信任，社會秩序的設計可能性大幅提升。 於是，人們開始在機械中看見神聖。神被比喻為鐘錶匠，宇宙被視為精密的鐘錶結構，時間與空間的秩序因而誕生。最終，國家與社會被構想為如機械般精準高效的系統，甚至「人類亦是機械」的觀念深入人心。自由意志與偶然被視為幻象，一切皆可依物理法則計算，這種機械論世界觀逐漸主導。起初，信仰與科學並肩而行，人類控制技術的能力受到讚頌。然而，隨著技術的發展，人類全能性的陰影也逐漸浮現。 這種機械論後經康德、黑格爾，演進為有機體論。黑格爾將自然與歷史視為絕對精神的自我展開，任何矛盾與偶然皆被辯證法統合成進展的一部分。這一思想奠定了近代進步主義的基礎，影響了被視為技術決定論者的馬克思等人的理論。 吞噬一切的控制論 戰後，電腦的出現將進步的概念融入機械，催生了控制論。這一思想認為，只要有足夠數據與計算能力，一切現象——包括人類意識——皆可預測與控制。控制論不僅促成海德格所說的「哲學終結」，更發展為自我組織與機器學習理論，孕育了當代生成式AI。 正如W·布萊恩·亞瑟在《科技的本質》與凱文·凱利在《科技想要什麼》中所述，技術的發展本身即展現自我組織的特性。如此，技術的自主進展無需依賴傳統的決定論世界觀即可解釋，它們的思想也常被視為技術決定論的範例。 從文字、鐘錶、通用機械、計算機、控制論到AI，技術逐步從人類手中接過秩序的角色，確立其地位。未來，通用人工智能（AGI）被認為不僅是智慧存在，還可能取代道德、法律、政治甚至宗教。尤瓦爾·諾亞·哈拉里警告，人類將淪為服從演算法的生物；庫茲韋爾則認為，與AGI融合將使人類超越極限。 如此，猶如動物無法有意影響人類的未來，人類或許也無法左右AI的未來。這被稱為「進化接力說」，技術的進化主導權從人類移交至AI。雖然可將此視為人類與技術的共進化，但人類無法完全控制其方向。 如何逃脫螺旋？ 技術決定論的技術觀源自西方文明的歷史，與東方傳統有所不同。回顧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，正是為了揭示其作為特定神話與環境產物的本質，而非絕對真理。AI的意識或自主性觀念，亦無法脫離這一歷史脈絡。相較於西方的乾燥環境，東亞的季風氣候孕育了不同的神話、文化與技術可能性。然而，近代以來，非西方地區在現代化名義下被西方同化，差異逐漸被吸納。技術決定論已不再僅是某種技術觀，而是解釋「實際驅動世界原理」的框架。 然而，〈悲觀人文主義〉與〈悲觀技術決定論者〉的先驅們，始終對此提出質疑，甚至採取激進行動。未來兩期，我們將回顧這些批判與抵抗的歷史，與讀者共同探尋技術哲學核心問題的解答線索。 誠然，技術由人類設計，若考慮其對社會的影響加以規範，甚至如核能或克隆技術般限制或禁止，便能抑止問題。然而，技術決定論的螺旋已滲透人類五千年的歷史，其引力難以完全抗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