許多人相信，技術將為我們的未來帶來美好前景，而技術的發展方向取決於人類的抉擇。然而，這種試圖無限提升人類能力以解決技術問題的思路，顯然有其界限。
數世紀以來，對於「以人為本」思路的局限性，人們早已心生疑慮，並伴隨著虛無主義的陰影而逐漸浮現。與樂觀人文主義相對的立場，是「技術決定論」，即認為「技術主宰一切」的觀點，開始悄然滲透。即使在相信技術將帶來美好未來的樂觀主義者中，也有人認為改變並非來自人類，而是技術本身的驅動。
以下問題揭示了這種立場：
Q1. 你認為新技術會讓未來變得更好，還是更糟？
Q2. 這種改變是由技術本身引發的，還是取決於人類的選擇？
若Q2的答案是「技術」，則屬於技術決定論。今天，我們聚焦「樂觀技術決定論者」，即相信「技術的自主發展」將主導未來的立場。在技術哲學的脈絡中，這一立場屢被討論，例如在AI倫理學者宮原克典發起的國際工作坊中，與歐洲技術哲學家及日本學者如長谷川愛等人對話，經常觸及超人類主義、技術自由主義及科技寡頭對AI未來的影響。隨著AI的社會影響力日益顯著，這議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什麼是技術決定論？
技術決定論是指「技術決定人類與社會形態」的觀點。然而，這種觀點常遭人文主義或工具主義駁斥，因為技術由人類創造，其謬誤顯而易見。
技術決定論（不完整模式）：技術 → 人類
人文主義（社會建構主義、工具主義等）：人類 →（技術 → 人類）
然而，如同我們在核能與海德格的提問，或人文主義困境的討論中所見，這種人文主義思路同樣問題重重。一般理解的技術決定論並非「完整」理論，技術哲學家安德魯·芬伯格指出，技術決定論需滿足兩個要件：一是技術對社會的決定性影響，二是技術的「線性進展」與「不可避免性」。若認為技術遵循內在邏輯自主發展，超越人類意願與干預，其影響力便成為決定性的存在。
技術決定論（完整模式）：人類 × →（技術 → 人類）
暗黙的共識：技術決定論的潛在信念
在技術決定論的代表人物中，技術自由主義的旗手彼得·蒂爾（Peter Thiel）與推廣奇點理論的雷·庫茲韋爾（Ray Kurzweil）頗具代表性。對蒂爾而言，技術是實現基督教式神聖秩序的工具；對庫茲韋爾而言，技術則是人類進化為超人類的手段。然而，當實現這些目標的唯一途徑是技術，且技術被認為以加速度且不可逆的方式進展，手段與目的便融為一體，難以分割。
因此，當蒂爾將技術視為推動歷史的動力，庫茲韋爾則將其定為「指數成長的法則」，技術便超越人類的控制，直接實現其目的，這正是技術決定論的典型立場。
這種思維在當代社會無處不在，成為某種暗黙的共識。例如，「AI將解決貧困與疾病」「智慧城市將優化生活」等常見願景，背後皆隱含樂觀技術決定論的影子。這些單線性的信念認為，技術進化必然帶來美好社會，而技術成為我們必須接受的唯一選項與前提條件。
與此同時，技術帶來的問題——如AI監控、就業流失、偏見再現——被視為不可避免的代價，甚至被認為「技術進步終將解決」。於是，「不能停止AI發展」「不應抗拒進步」成為普遍的主張。讀者中或許有人明確持此立場，或在無意識中受其影響，例如為追趕AI進化而焦慮不安。
這種信念是技術迅猛發展後突如其來的產物嗎？並非如此。它的根源可追溯至五千年前的歷史，與人類深層的渴望與不安交織共鳴。尤其在現代化的日本脈絡中，這股引力不容忽視。
追溯源頭：從美索不達米亞到技術信仰
技術決定論的信念可追溯至美索不達米亞的城郭都市。將這一古老文明與現代AI信仰連繫，或許看似突兀，但美索不達米亞發明的灌漑農業與防禦城牆，奠定了後續西方文明的基礎。
美索不達米亞的環境與東亞的季風氣候迥異，乾燥地帶的嚴苛條件限制了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。然而，當地自生小麥與大麥，且有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穿流。只要掌握灌漑技術，便能實現穩定的農業生產。同時，多個族群交匯的地區需防禦外敵，促使城郭都市的形成。
都市誕生後，維持內部秩序成為挑戰。文字、兵器、農業、糧食管理等技術，以及社會制度的發展，讓更高效的都市得以存續。這正是「理序」（logos）的萌芽，也是海德格所謂「框架」（Gestell）的原型，即將世界化為可計算與管理的對象。
這種秩序從美索不達米亞傳至埃及、歐洲，愈發複雜，並催生了以絕對神為核心的一神教世界觀。特別是基督教誕生後，理序（logos）超越民族界限，團結眾人，支撐廣大疆域的治理與集體力量的展現。
近代科學與秩序的誕生
這種秩序在近代與科學結合，成為歐洲成功的关键。「世界如機械般遵循物理法則運轉」的牛頓式機械論世界觀，強化了對理序的信任，社會秩序的設計可能性大幅提升。
於是，人們開始在機械中看見神聖。神被比喻為鐘錶匠，宇宙被視為精密的鐘錶結構，時間與空間的秩序因而誕生。最終，國家與社會被構想為如機械般精準高效的系統，甚至「人類亦是機械」的觀念深入人心。自由意志與偶然被視為幻象，一切皆可依物理法則計算，這種機械論世界觀逐漸主導。
起初，信仰與科學並肩而行，人類控制技術的能力受到讚頌。然而，隨著技術的發展，人類全能性的陰影也逐漸浮現。
這種機械論後經康德、黑格爾，演進為有機體論。黑格爾將自然與歷史視為絕對精神的自我展開，任何矛盾與偶然皆被辯證法統合成進展的一部分。這一思想奠定了近代進步主義的基礎，影響了被視為技術決定論者的馬克思等人的理論。
吞噬一切的控制論
戰後，電腦的出現將進步的概念融入機械，催生了控制論。這一思想認為，只要有足夠數據與計算能力，一切現象——包括人類意識——皆可預測與控制。控制論不僅促成海德格所說的「哲學終結」，更發展為自我組織與機器學習理論，孕育了當代生成式AI。
正如W·布萊恩·亞瑟在《科技的本質》與凱文·凱利在《科技想要什麼》中所述，技術的發展本身即展現自我組織的特性。如此，技術的自主進展無需依賴傳統的決定論世界觀即可解釋，它們的思想也常被視為技術決定論的範例。
從文字、鐘錶、通用機械、計算機、控制論到AI，技術逐步從人類手中接過秩序的角色，確立其地位。未來，通用人工智能（AGI）被認為不僅是智慧存在，還可能取代道德、法律、政治甚至宗教。尤瓦爾·諾亞·哈拉里警告，人類將淪為服從演算法的生物；庫茲韋爾則認為，與AGI融合將使人類超越極限。
如此，猶如動物無法有意影響人類的未來，人類或許也無法左右AI的未來。這被稱為「進化接力說」，技術的進化主導權從人類移交至AI。雖然可將此視為人類與技術的共進化，但人類無法完全控制其方向。
如何逃脫螺旋？
技術決定論的技術觀源自西方文明的歷史，與東方傳統有所不同。回顧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，正是為了揭示其作為特定神話與環境產物的本質，而非絕對真理。AI的意識或自主性觀念，亦無法脫離這一歷史脈絡。
相較於西方的乾燥環境，東亞的季風氣候孕育了不同的神話、文化與技術可能性。然而，近代以來，非西方地區在現代化名義下被西方同化，差異逐漸被吸納。技術決定論已不再僅是某種技術觀，而是解釋「實際驅動世界原理」的框架。
然而，〈悲觀人文主義〉與〈悲觀技術決定論者〉的先驅們，始終對此提出質疑，甚至採取激進行動。未來兩期，我們將回顧這些批判與抵抗的歷史，與讀者共同探尋技術哲學核心問題的解答線索。
誠然，技術由人類設計，若考慮其對社會的影響加以規範，甚至如核能或克隆技術般限制或禁止，便能抑止問題。然而，技術決定論的螺旋已滲透人類五千年的歷史，其引力難以完全抗拒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