許多人相信，技術將為我們的未來帶來美好前景，而技術的發展方向取決於人類的抉擇。然而，這種試圖無限提升人類能力以解決技術問題的思路，顯然有其界限。 數世紀以來，對於「以人為本」思路的局限性，人們早已心生疑慮，並伴隨著虛無主義的陰影而逐漸浮現。與樂觀人文主義相對的立場，是「技術決定論」，即認為「技術主宰一切」的觀點，開始悄然滲透。即使在相信技術將帶來美好未來的樂觀主義者中，也有人認為改變並非來自人類，而是技術本身的驅動。 以下問題揭示了這種立場： Q1. 你認為新技術會讓未來變得更好，還是更糟？Q2. 這種改變是由技術本身引發的，還是取決於人類的選擇？ 若Q2的答案是「技術」，則屬於技術決定論。今天，我們聚焦「樂觀技術決定論者」，即相信「技術的自主發展」將主導未來的立場。在技術哲學的脈絡中，這一立場屢被討論，例如在AI倫理學者宮原克典發起的國際工作坊中，與歐洲技術哲學家及日本學者如長谷川愛等人對話，經常觸及超人類主義、技術自由主義及科技寡頭對AI未來的影響。隨著AI的社會影響力日益顯著，這議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什麼是技術決定論？ 技術決定論是指「技術決定人類與社會形態」的觀點。然而，這種觀點常遭人文主義或工具主義駁斥，因為技術由人類創造，其謬誤顯而易見。技術決定論（不完整模式）：技術 → 人類人文主義（社會建構主義、工具主義等）：人類 →（技術 → 人類） 然而，如同我們在核能與海德格的提問，或人文主義困境的討論中所見，這種人文主義思路同樣問題重重。一般理解的技術決定論並非「完整」理論，技術哲學家安德魯·芬伯格指出，技術決定論需滿足兩個要件：一是技術對社會的決定性影響，二是技術的「線性進展」與「不可避免性」。若認為技術遵循內在邏輯自主發展，超越人類意願與干預，其影響力便成為決定性的存在。 技術決定論（完整模式）：人類 × →（技術 → 人類） 暗黙的共識：技術決定論的潛在信念 在技術決定論的代表人物中，技術自由主義的旗手彼得·蒂爾（Peter Thiel）與推廣奇點理論的雷·庫茲韋爾（Ray Kurzweil）頗具代表性。對蒂爾而言，技術是實現基督教式神聖秩序的工具；對庫茲韋爾而言，技術則是人類進化為超人類的手段。然而，當實現這些目標的唯一途徑是技術，且技術被認為以加速度且不可逆的方式進展，手段與目的便融為一體，難以分割。 因此，當蒂爾將技術視為推動歷史的動力，庫茲韋爾則將其定為「指數成長的法則」，技術便超越人類的控制，直接實現其目的，這正是技術決定論的典型立場。 這種思維在當代社會無處不在，成為某種暗黙的共識。例如，「AI將解決貧困與疾病」「智慧城市將優化生活」等常見願景，背後皆隱含樂觀技術決定論的影子。這些單線性的信念認為，技術進化必然帶來美好社會，而技術成為我們必須接受的唯一選項與前提條件。 與此同時，技術帶來的問題——如AI監控、就業流失、偏見再現——被視為不可避免的代價，甚至被認為「技術進步終將解決」。於是，「不能停止AI發展」「不應抗拒進步」成為普遍的主張。讀者中或許有人明確持此立場，或在無意識中受其影響，例如為追趕AI進化而焦慮不安。 這種信念是技術迅猛發展後突如其來的產物嗎？並非如此。它的根源可追溯至五千年前的歷史，與人類深層的渴望與不安交織共鳴。尤其在現代化的日本脈絡中，這股引力不容忽視。 追溯源頭：從美索不達米亞到技術信仰 技術決定論的信念可追溯至美索不達米亞的城郭都市。將這一古老文明與現代AI信仰連繫，或許看似突兀，但美索不達米亞發明的灌漑農業與防禦城牆，奠定了後續西方文明的基礎。 美索不達米亞的環境與東亞的季風氣候迥異，乾燥地帶的嚴苛條件限制了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。然而，當地自生小麥與大麥，且有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穿流。只要掌握灌漑技術，便能實現穩定的農業生產。同時，多個族群交匯的地區需防禦外敵，促使城郭都市的形成。 都市誕生後，維持內部秩序成為挑戰。文字、兵器、農業、糧食管理等技術，以及社會制度的發展，讓更高效的都市得以存續。這正是「理序」（logos）的萌芽，也是海德格所謂「框架」（Gestell）的原型，即將世界化為可計算與管理的對象。 這種秩序從美索不達米亞傳至埃及、歐洲，愈發複雜，並催生了以絕對神為核心的一神教世界觀。特別是基督教誕生後，理序（logos）超越民族界限，團結眾人，支撐廣大疆域的治理與集體力量的展現。 近代科學與秩序的誕生 這種秩序在近代與科學結合，成為歐洲成功的关键。「世界如機械般遵循物理法則運轉」的牛頓式機械論世界觀，強化了對理序的信任，社會秩序的設計可能性大幅提升。 於是，人們開始在機械中看見神聖。神被比喻為鐘錶匠，宇宙被視為精密的鐘錶結構，時間與空間的秩序因而誕生。最終，國家與社會被構想為如機械般精準高效的系統，甚至「人類亦是機械」的觀念深入人心。自由意志與偶然被視為幻象，一切皆可依物理法則計算，這種機械論世界觀逐漸主導。起初，信仰與科學並肩而行，人類控制技術的能力受到讚頌。然而，隨著技術的發展，人類全能性的陰影也逐漸浮現。 這種機械論後經康德、黑格爾，演進為有機體論。黑格爾將自然與歷史視為絕對精神的自我展開，任何矛盾與偶然皆被辯證法統合成進展的一部分。這一思想奠定了近代進步主義的基礎，影響了被視為技術決定論者的馬克思等人的理論。 吞噬一切的控制論 戰後，電腦的出現將進步的概念融入機械，催生了控制論。這一思想認為，只要有足夠數據與計算能力，一切現象——包括人類意識——皆可預測與控制。控制論不僅促成海德格所說的「哲學終結」，更發展為自我組織與機器學習理論，孕育了當代生成式AI。 正如W·布萊恩·亞瑟在《科技的本質》與凱文·凱利在《科技想要什麼》中所述，技術的發展本身即展現自我組織的特性。如此，技術的自主進展無需依賴傳統的決定論世界觀即可解釋，它們的思想也常被視為技術決定論的範例。 從文字、鐘錶、通用機械、計算機、控制論到AI，技術逐步從人類手中接過秩序的角色，確立其地位。未來，通用人工智能（AGI）被認為不僅是智慧存在，還可能取代道德、法律、政治甚至宗教。尤瓦爾·諾亞·哈拉里警告，人類將淪為服從演算法的生物；庫茲韋爾則認為，與AGI融合將使人類超越極限。 如此，猶如動物無法有意影響人類的未來，人類或許也無法左右AI的未來。這被稱為「進化接力說」，技術的進化主導權從人類移交至AI。雖然可將此視為人類與技術的共進化，但人類無法完全控制其方向。 如何逃脫螺旋？ 技術決定論的技術觀源自西方文明的歷史，與東方傳統有所不同。回顧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，正是為了揭示其作為特定神話與環境產物的本質，而非絕對真理。AI的意識或自主性觀念，亦無法脫離這一歷史脈絡。相較於西方的乾燥環境，東亞的季風氣候孕育了不同的神話、文化與技術可能性。然而，近代以來，非西方地區在現代化名義下被西方同化，差異逐漸被吸納。技術決定論已不再僅是某種技術觀，而是解釋「實際驅動世界原理」的框架。 然而，〈悲觀人文主義〉與〈悲觀技術決定論者〉的先驅們，始終對此提出質疑，甚至採取激進行動。未來兩期，我們將回顧這些批判與抵抗的歷史，與讀者共同探尋技術哲學核心問題的解答線索。 誠然，技術由人類設計，若考慮其對社會的影響加以規範，甚至如核能或克隆技術般限制或禁止，便能抑止問題。然而，技術決定論的螺旋已滲透人類五千年的歷史，其引力難以完全抗拒。

備受期待的日本沖繩北部新主題樂 「JUNGLIA」盛大開幕，然而，開幕首週網路評價卻慘不忍睹，Google 地圖上迅速累積數百則評論，平均分數僅有 2.3 顆星。究竟這座主打「叢林探險」的樂園發生了什麼事？綜合眾多遊客與受邀採訪者的第一手心得，我們發現問題出在期望與現實的巨大落差，以及營運初期的嚴重混亂。 宣傳下的恐龍夢，現實中的野外探險許多遊客的失望，源於開幕前的高度期待。不少人被宣傳塑造成「恐龍樂園」的印象，以為將迎來日本版的「侏羅紀公園」。然而，實際入園後才發現，與恐龍直接相關的設施僅有兩項。樂園的核心其實更側重於戶外與野外體驗，對於滿心期待與恐龍相見的遊客來說，這無疑是第一個期望落差。旅遊作家「東京走著瞧」也指出，園區與宣傳重點的想像差很多，若抱持著迪士尼或環球影城的標準，感受上會有極大差距。天荒地老的排隊地獄與混亂的營運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，是現場混亂的營運狀況。許多遊客反映，這是一場關於「排隊、曝曬與淋雨」的惡夢。 * 驚人的等候時間：有遊客分享，熱門設施的等候時間竟高達 430 分鐘。 * 設施頻繁故障：因天氣或不明原因導致的設施故障，讓漫長的等待化為烏有。 * 配套設施不足：園區缺乏足夠的遮陽與避雨場所，讓遊客在酷暑或暴雨中苦不堪言。 * 入園也玩不到：不少遊客表示，從開門待到關門，整天下來只玩到 1 項設施，甚至有許多人連 1 項都沒玩到，感嘆「體驗值接近零分」。有遊客將其與同樣人潮洶湧的大阪萬博會比較，直言 JUNGLIA 的體驗「重差過萬博」，至少萬博排隊有結果，不會排了數小時後被告知無法進場。網紅宣傳與真實體驗的兩極世界此次 JUNGLIA 也邀請了大量網紅 (KOL) 進行試營運開箱。然而，這些充滿歡樂的宣傳影片，與一般遊客的慘痛經歷形成強烈對比，被部分網友批評為「公關災難」。不過，多位...

在一個萬物皆可被演算法解析的時代，我們最珍視的、被視為人類靈魂最後堡壘的「創造力」，是否也即將迎來它的終局之戰？這不是科幻小說的開場白，而是一場發生在歷史學家與音樂天后之間的真實對話。當《人類大歷史》的作者尤瓦爾·諾亞·哈拉瑞（Yuval Noah Harari）與唱出無數人心聲的宇多田光（Hikaru Utada）坐下來，他們共同凝視的，是AI正如何改寫藝術與情感的未來。

佛教不只是關於死亡的儀式宗教，而是關於活著的智慧與陪伴！小池陽人住持以YouTube為平台，讓來自日本兵庫縣須磨寺的法話跨越年齡與語言界線，觸動千萬人心！自2017年起，小池陽人便以「生的佛教」為主軸，用親切的語言與故事談論哀傷、失落與希望，其影片總點閱數已突破2100萬次。他不僅在線上傳法，也策劃「H1法話グランプリ」與「須磨夜音音樂法要祭」，以競賽與音樂連結信眾與年輕人。

左旋睡姿可能是一種進化策略！來自德國、義大利與土耳其的研究團隊共同發表觀察結果，發現多數貓咪在睡眠時會選擇將身體向左蜷曲，形成「左旋」姿勢！團隊針對全球408支YouTube影片進行分析，其中266隻為左旋，佔比高達65%。研究指出，此一偏好與右腦功能相關，右腦在貓的神經系統中負責處理空間、威脅等訊息，當貓左旋入睡時，其右腦能更快速應變潛在危險。

透過映射人們對技術的不同世界觀，我們得以窺見技術與人類的複雜關係。 人文主義的多樣性 本系列以「重新審視技術觀」為主題，在首篇中提出以下問題，邀請讀者反思自身的技術觀傾向：Q1. 你認為新技術會讓未來變得更好，還是更糟？Q2. 這種改變是由技術本身引發的，還是取決於人類的選擇？Q2 人類主導Q2 技術主導Q1 更好樂觀人文主義樂觀技術決定論Q1 更糟悲觀人文主義悲觀技術決定論結果顯示，大多數讀者或許傾向「樂觀人文主義」。本篇將聚焦這一立場，借鑒未來學的視角，梳理其思想系譜，探討當代樂觀人文主義的局限，並尋找新希望的可能。喬布斯欠缺的技術觀「技術由人類創造，因此能憑藉人類的善意與智慧加以控制」——這種充滿人文精神與進取心的想法，自啟蒙運動以來，成為技術觀的主流。締造蘋果輝煌、將智能手機送入萬千人口袋的史蒂夫·喬布斯（Steve Jobs），正是這一信念的象徵。他曾說：「技術本身無足輕重，重要的是相信人類。人類本質上善良且智慧，只要給予工具，他們就能創造奇蹟。」他的哲學根植於堅定的信念：人類能自由駕馭技術，打造理想世界。我們在台灣，深受西方文化與儒家「人定勝天」思想的影響，無形中內化了這種觀點。在演講或課堂上提出上述問題時，超過半數、甚至絕大多數聽眾會舉手贊同「樂觀人文主義」。然而，為何人們如此傾向樂觀人文主義？原因有二。首先，技術的恩惠顯而易見。人類能繁衍至今日規模，讀者能安然生活，皆仰賴技術在生產、醫療、交通與能源等基礎設施的支撐。儘管技術帶來些許弊端，但「總體利大於弊」的認知，讓人們對技術的未來充滿信心。其次，認為「技術由人類主導」的觀點，源於技術在應用中成為身體延伸的工具。如同駕馭自己的身體，人們自然認為技術可被控制，關鍵在於使用方式。即使AI從「工具」演變為「他者」，人們仍相信能與AI對話共存。然而，這種思維忽略了「工具化的悖論」。正如技術哲學家村田純一所指出，當我們與技術愈發融合，技術的負面影響——如智能手機成癮、數位鴻溝、伺服器耗能引發的環境問題——反而隱形或被掩蓋。樂觀論者常陷入矛盾：一方面追求技術擴張，一方面卻否定技術的存在，彷彿一切皆由人類掌控。喬布斯創造的智能手機無疑極為便利，但也悄然引發了社會問題。隨著AI時代的來臨，技術的挑戰將更加嚴峻。喬布斯的設計與創新無人能及，但其過於樂觀、與資本主義高度契合的技術觀，是否需要重新檢視？這種樂觀論根深蒂固，與西方思想傳統、民主與資本主義，甚至共產主義高度兼容。要跳脫這一思維框架，殊非易事。我們該如何是好？「未來的起源」與四象限的誕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我們需回溯近代技術發展的脈絡，探討樂觀人文主義如何形成，以及樂觀主義者如何構想技術的未來、面對其挑戰，甚至是否真能「克服」這些挑戰。未來學（futures studies）提供了重要的線索。根據未來學先驅詹妮弗·M·吉德里（Jennifer M. Gidley）的入門書《未來學：人類三千年的「夢」之歷史》，人類最初生活在「前時間性」的原始世界，隨後在神話時代孕育了「時間意識」。至古希臘，直線時間觀念逐漸成形，世界觀從「依賴神祇」轉向「以人為中心的烏托邦」。如柏拉圖追求「理型」（Idea）的理想，人類自古便懷抱進取心與對理想社會的渴望。經歷文藝復興，至16至17世紀的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，「以科學與理性開啟未來」的步伐正式邁出。被譽為技術樂觀論鼻祖的英國科學家法蘭西斯·培根（Francis Bacon），在其著作《新亞特蘭提斯》中，描繪了透過知識體系與技術革新，主宰自然、實現人類繁榮的未來。這一啟蒙時代的樂觀未來觀，後被矽谷的技術樂觀主義承繼與發揚。然而，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托馬斯·馬爾薩斯（Thomas Malthus）在《人口論》中警告，人口增長將導致資源短缺，啟發了後來的悲觀未來觀與反烏托邦思潮。同時，笛卡爾與牛頓奠定了機械論世界觀，視宇宙為遵循物理法則的鐘錶結構（當時的鐘錶如同今日的AI，象徵尖端技術，甚至催生了「神為鐘錶匠」的比喻）。拉·梅特里（La Mettrie）的《人類機械論》更提出，人類本身可如機械般被理解，這一激進的唯物論為技術決定論埋下伏筆。此後，「技術烏托邦派」（即樂觀技術決定論者）開始相信，諸如人口問題的社會挑戰，皆可透過技術進步解決。由此，近代形成了以「樂觀/悲觀」與「人類/技術」為軸的四象限框架。這一對立結構在西方思想史中反覆重現，與當代AI及後人類觀的動盪相連，呈現無止盡的對立、反轉與往復運動。如今，隨著AI的進展，這四象限的立場衝突已逼近臨界點。樂觀派的終極目標：「歐米伽點」當代樂觀主義，依吉德里的分析，在「相信人類意識進化」與「相信技術自主發展」兩派間爭鋒相對。這兩者皆信仰人類或技術內在的超越潛力，認為挖掘此潛力可實現無限可能。吉德里稱之為「超人類主義的雙流」（精神的與技術的人性），對應本系列的「樂觀人文主義」與「樂觀技術決定論」的激進派。吉德里對前者——即「人類意識進化」的樂觀人文主義未來——寄予希望。這種認為人類精神提升能克服困難的傳統思想，源自德國浪漫主義哲學家謝林（Schelling），經尼采、柏格森、史坦納（Steiner），至人本潛能運動及肯·威爾伯（Ken Wilber）等人延續。喬布斯這位前嬉皮、醉心禪學的加州人，亦屬此系譜。誠如尼采所言，在「上帝已死」的世界中，人類若不進化為創造價值的「超人」，便將陷入失去意義的虛無主義。樂觀人文主義的立場因此面臨挑戰：人類能否駕馭技術的進化？人類自身又能否進化？這一進化的終極目標，正是法國神學家與古生物學家皮埃爾·泰亞爾·德·夏爾丹（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）提出的「歐米伽點」（Omega Point）。他認為宇宙朝更高物質複雜性與精神意識進化，歐米伽點是其最終到達的頂峰。這一從柏拉圖到培根、將「以人類之力實現理想」視為至高價值的樂觀人文主義系譜，無疑指向這一終極願景。從科技能力主義反思然而，無論是樂觀人文主義或其對立面——樂觀技術決定論——的「超越」思想，是否忽略了某些關鍵？其核心假設是「進化能解放一切限制」，但解放意味著什麼？這是為誰的未來？這些問題亟需重新審視。以「科技能力主義」（techno-ableism）為例，這種認為人類或技術進步能解決所有困難的觀點，帶有強烈的人類中心與能力主義色彩，誤以為「不可知」或「脆弱」等局限皆可透過技術克服。技術哲學家艾希莉·許（Ashley Shew）在《反對科技能力主義：重新思考誰需要改進》中指出，這種對技術救贖與人類能力的過分自信，將殞疾或不完美視為「應被克服的缺陷」，隱含危險。她在兩年前東京代代木的國際技術哲學會議上，以自身義肢為例，闡述這一主題，批判「超越」與「全能」思維威脅多元身體與存在的尊嚴。（當時我在會場擔任麥克風助理，親耳聆聽她的演說。）不可否認，樂觀主義推動了技術革新，治癒疾病、緩解環境問題。然而，如村田與許所指，若無視負面影響，問題將更嚴重。過分樂觀、僅在虛構世界成立的未來信念，必須加以警惕。據傳喬布斯對子女使用iPad持謹慎態度，可見其對技術影響的隱憂。我們常不自覺地樂觀看待技術，但需傾聽技術決定論者與悲觀主義者的聲音，窺探悖論的「另一側」。如何與不可抗拒之物——自然、技術或內在自我——共生，是當前亟需探討的課題。人文主義的多樣性要解答這一問題，需參考不同的人文主義形態。西方人文主義的悖論根源何在？西方人文主義將人類定義為支配自然的主体，技術則是其工具。若技術變得難以掌控，便需「馴服」（tame）或「 domesticate」（飼養）。這類表述在技術倫理與科學技術社會論中屢見不鮮。而要提升控制力，唯有依賴人類的能力與進化。然而，另一西方傳統，如法國哲學家伯納德·斯蒂格勒（Bernard Stiegler）及普羅米修斯神話所示，人類本身即由技術補足的存在。這導致根本悖論：試圖控制的主体（人類）實際上由被控制的客體（技術）構成，控制因此困難重重。無視人類的多樣性、將人類視為均質機械，進一步引發「科技能力主義」與海德格的「框架」（Gestell）及「控制論」（cybernetics）問題。（此議題與本系列第七篇討論的AI與控制論密切相關，後續「相互作用論者」的主題亦將深入探討。）反觀東方傳統，如斯蒂格勒的學生余輝（Yuk Hui）在《中國的技術問題》中所述，人類與技術的關係並非二元對立。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技術並非對抗自然的外部力量，而是與自然節奏調和的媒介，技術與人類的共生過程才是價值所在。余輝強調中國思想中技術與道德的不可分割性。這種差異也體現於生產技術。管理學者藤本隆宏研究日本「ものづくり」的獨特性，指出其核心在於「整合技術」（integral）。相較於標準化零件組裝的「模組技術」（modular，如電腦或家電），汽車或高級相機等產品需精細調整零件，優化整體性能。日本的整合技術在數位與類比、形式知識與隱性知識間的微妙平衡，在AI時代尤顯珍貴。技術觀背後的差異，關乎「技術是控制自然的工具，還是與自然調和的媒介」的根本分歧，以及孕育這些分歧的風土與文化。是基於理念改造自然，還是接受「不可知」並與之共處？無論東西方，樂觀人文主義者塑造了技術觀主流，持續影響技術未來。然而，技術的前景已不再能單純樂觀以對。覺察人文主義的多樣性，或許是解開這一困局的關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