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低成本電影《牛來》因上映 9 天票房僅 7,352 元人民幣而登上熱搜，隨後引發大批觀眾出於好奇湧入戲院，票房迅速突破千萬。這個現象並非偶然，而是指向一個在影史上存在已久的文化脈絡：「爛片朝聖」。從 1970 年代的午夜場文化、《洛基恐怖秀》的現場狂歡，到 2024 年的消費心理學研究，都指向同一個結論：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，「極端的差」有時比「平庸的差」更具娛樂價值。而真正能在影史留名的，往往不是待在平均值附近的作品，而是距離平均值足夠遠的那些。
《牛來》事件：一部爛片如何在中國掀起討論
2026 年 8 月，一部名為《牛來》的中國電影以一種罕見的方式引發全國關注——不是因為它有多好看，而是因為它有多難看。
上映 9 天之後，全中國累計票房只有 7,352 元人民幣，觀影人次不足 300 人，這個數字在中國院線市場幾乎創下了紀錄性的慘敗。然而，當這組數字登上熱搜之後，情況卻發生了戲劇性逆轉：大批觀眾帶著「到底有多差」的強烈好奇心走進戲院，票房在短短幾天內一路飆升，至 8 月 17 日上午，累計票房已突破 1,000 萬元人民幣。
一部在正常市場規律下注定無聲無息的電影，卻因為「爛得出名」而獲得了第二次、甚至比第一次更大規模的曝光機會。這個現象在網路上引發各種解讀：有人稱之為「審醜狂歡」，有人認為純屬偶然，也有人開始追問，這樣的作品究竟是如何獲得公映資格的。
「電影受虐癖」：影迷世界裡一個被認真研究的小眾分支
《牛來》的爆紅現象，在電影研究領域其實有名有姓的學術對應概念。英文詞彙「Cinemasochism」由「Cinema（電影）」與「masochism（受虐癖）」組合而成，中文可譯為「電影受虐癖」，指的是明知一部電影品質低劣，卻偏偏從忍受它、嘲笑它、與他人共同調侃它的過程中獲得樂趣的心理傾向。
這個概念有完整的學術論述基礎，曾有影評人以《電影受虐癖：壞電影與愛它們的人》為題發表過學術論文。論文中有一段描述特別精準：有人願意忍受旁人覺得難以下嚥的爛片，而這種忍耐本身甚至會轉化為一種值得炫耀的經歷——不只是「我看過」，而是「我還堅持看完了」。
這種心理在台灣社群網路同樣可見，許多電影的負評區往往充斥著類似的語境：用帶著驕傲口吻的自我調侃，將難看的觀影經驗轉化為一種獨特的社群話題。
消費心理學的研究：「極端的差」為何比「平庸的差」更有吸引力
2024 年，《消費者心理學》（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）期刊發表了一項針對 5,393 名消費者的研究，試圖以科學數據解釋為何人們有時會主動選擇「最差」的選項。
研究設計了一個明確的情境：若消費者被迫在兩個選項之間做選擇——一個是被多數人評為「最差」的，另一個是品質稍高但相對平庸的——在成本可控、代價較低且不會造成實質傷害的前提下，許多人反而會選擇前者，也就是那個「最差」的選項。
研究者的解釋是：當某個選項與平均水準之間存在「極端差異」時，在成本可承受的情況下，這種極端性本身就會產生額外的娛樂價值。
換句話說，「差到極致」會突破平庸的無感狀態，刺激出一種帶有獵奇感的情緒反應。這個邏輯在日常消費中同樣適用：北京豆汁兒的臭味令本地人敬而遠之，卻成為外地遊客爭相打卡的體驗對象；某些地方限定的奇特口味食品，也因「難以置信的難吃」而在網路上瘋傳。
1970 年的鼹鼠與午夜場文化的誕生
要追溯「爛片朝聖」的歷史根源，必須回到 1970 年紐約的一間小戲院。墨西哥導演亞歷山卓·佐杜洛夫斯基（Alejandro Jodorowsky）的電影《鼹鼠》（El Topo）是一部充滿暴力、超現實意象的地下電影，內容極度怪異，主流發行體系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它。
紐約埃爾金影院（Elgin Theater）決定將它排進午夜場放映——一個刻意與主流觀眾時間錯開的邊緣時段。
出乎意料的是，這個安排反而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社群效應。在午夜場走進戲院的觀眾，意識到彼此都在這個不尋常的時間、選擇了這部不尋常的電影，一種「遇見知音」的連結感自然形成，這批觀眾逐漸形成固定圈子，反覆前來，帶朋友同行，讓口碑在小眾社群中緩緩發酵。在那個沒有社群媒體的年代，人與人之間的實體相遇成為傳播的核心媒介，「午夜場共同體」的雛形就此成型。
《洛基恐怖秀》：觀眾重新發明了看電影的方式
「午夜場文化」真正確立其完整模式，是在 1975 年的《洛基恐怖秀》（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），這部電影在正式上映時票房慘淡，卻在 1976 年轉移至紐約韋弗利影院（Waverly Theater）午夜場後，爆發出前所未有的觀影能量。
現場幾乎是一場真人版的互動演出：觀眾在角色說台詞時插嘴接話，有人穿著戲中角色的服裝入場，電影裡出現暴雨的場景時，觀眾席間有人舉起水槍，特定情節出現時有人舉起報紙遮臉。這套觀影儀式不但沒有隨著時代消退，反而代代相傳，至今《洛基恐怖秀》的官方影迷網站上仍有完整的「道具清單」，詳細說明何時該扔什麼、何時該製造噪音。
傳播學者布魯斯·奧斯汀（Bruce Austin）在 1981 年的論文中寫道：「這裡發生的已經不僅是看一部電影，而是體驗一種電影院裡的共同體生活。」《洛基恐怖秀》最重要的啟示在於，它清楚說明了一件事：導演拍完一部電影之後，觀眾還可以重新發明一種看電影的方法——電影本身沒有改變，改變的是觀眾的參與方式。
艾德·伍德與「史上最爛電影」的經典化過程
「爛片」正式進入這套文化體系，關鍵人物是美國導演艾德·伍德（Ed Wood）。1950 年代，伍德以極低預算拍攝了一批科幻恐怖電影，其中最著名的《外太空九號計畫》（Plan 9 from Outer Space）在當時被批評界羞辱之後，熱度逐漸消退。
然而，1980 年美國有人舉辦了一場「史上最差電影評選」，《外太空九號計畫》以大比分領先奪得「冠軍」。這個評選的結果，反而激起了大批影迷的強烈好奇心：一部電影要差到什麼程度，才能被一致推選為史上最差？好奇心帶動了觀影需求，觀影帶動了討論，討論又帶動了更多人去看，形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。
影評人後來將這個過程稱為「爛得足夠有名，也能成為經典」。此後，專門搜羅爛片的雜誌、榜單與影迷社群陸續出現，形成了一個有自己品味標準、自己典律體系的小眾文化生態。
2026 年 4 月，英國電影協會（British Film Institute）甚至為此舉辦了名為「垃圾，你看過的最瘋狂的電影」的專題影展，並根據原始素材重新製作了《外太空九號計畫》的全新 35 毫米拷貝，讓這部「史上最差電影」以最高規格回到大銀幕——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具反諷意味的文化現象。
爛片迷其實很挑：「真誠失敗」才是關鍵
一個常見的誤解是，喜歡爛片的人品味低落，什麼都能接受，然而，研究實際發現，事實恰恰相反。
真正的爛片愛好者（badfilm enthusiast）群體中，有大量同時對藝術電影保有高度熱情的資深影迷，他們的電影知識往往相當豐富，對爛片的品味也極為挑剔——不能是「平庸的差」，不能是「無聊的差」，更不能是「刻意為之的差」。
若一位導演公開宣稱「我要拍一部爛片」，爛片迷通常不會買帳。研究者對此的分析是，能被影迷接納並形成文化的爛片，必須具備一種「可辨認的真誠失敗」：創作者似乎懷抱著某種藝術野心，卻在執行過程中與預期目標之間產生了巨大落差。
正是這個落差，讓觀眾得以在「他想拍成什麼」和「最終拍成什麼」之間不斷來回，從中提取出一種複雜的娛樂體驗。《洛基恐怖秀》、《房間》（The Room）、《鯊龍卷》（Sharknado）、《外太空九號計畫》，這些在爛片文化中反覆被提及的作品，幾乎都符合這個特徵。
重尾邏輯：平均值從來不是最值得關注的位置
《牛來》事件與「爛片朝聖」文化的整個脈絡，最終指向一個超越電影範疇的更廣泛啟示。在統計學中，「重尾分布（heavy-tailed distribution）」描述的是現實世界中許多現象並不服從平均值的規律，而是由極端值主導。
放到電影史的語境中，影史保存最完整的是公認的傑作，這很容易理解；但影史同時也認真保存了最著名的爛片——英國電影協會甚至為《外太空九號計畫》重新製作 35 毫米膠卷，讓它以最高規格重返大銀幕。
反倒是那些不好不壞、在評分分布中間地帶徘徊的平庸之作，最容易悄無聲息地從集體記憶中消失，什麼都沒留下。這個觀察提醒我們：「爛到極致就是好」這句話，並不是說 0 分等於 10 分，而是說 0 分與 10 分有一個共同點——它們都距離平均值足夠遠。
在人類的注意力經濟中，真正決定你是否會被記住的，有時候不是你站在平均值的哪一側，而是你與平均值之間的距離有多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