透過映射人們對技術的不同世界觀，我們得以窺見技術與人類的複雜關係。
人文主義的多樣性
本系列以「重新審視技術觀」為主題，在首篇中提出以下問題，邀請讀者反思自身的技術觀傾向：
Q1. 你認為新技術會讓未來變得更好，還是更糟？
Q2. 這種改變是由技術本身引發的，還是取決於人類的選擇？
Q2 人類主導
Q2 技術主導
Q1 更好
樂觀人文主義
樂觀技術決定論
Q1 更糟
悲觀人文主義
悲觀技術決定論
結果顯示，大多數讀者或許傾向「樂觀人文主義」。本篇將聚焦這一立場，借鑒未來學的視角，梳理其思想系譜，探討當代樂觀人文主義的局限，並尋找新希望的可能。
喬布斯欠缺的技術觀
「技術由人類創造，因此能憑藉人類的善意與智慧加以控制」——這種充滿人文精神與進取心的想法，自啟蒙運動以來，成為技術觀的主流。締造蘋果輝煌、將智能手機送入萬千人口袋的史蒂夫·喬布斯（Steve Jobs），正是這一信念的象徵。
他曾說：「技術本身無足輕重，重要的是相信人類。人類本質上善良且智慧，只要給予工具，他們就能創造奇蹟。」他的哲學根植於堅定的信念：人類能自由駕馭技術，打造理想世界。
我們在台灣，深受西方文化與儒家「人定勝天」思想的影響，無形中內化了這種觀點。在演講或課堂上提出上述問題時，超過半數、甚至絕大多數聽眾會舉手贊同「樂觀人文主義」。
然而，為何人們如此傾向樂觀人文主義？原因有二。首先，技術的恩惠顯而易見。人類能繁衍至今日規模，讀者能安然生活，皆仰賴技術在生產、醫療、交通與能源等基礎設施的支撐。儘管技術帶來些許弊端，但「總體利大於弊」的認知，讓人們對技術的未來充滿信心。
其次，認為「技術由人類主導」的觀點，源於技術在應用中成為身體延伸的工具。如同駕馭自己的身體，人們自然認為技術可被控制，關鍵在於使用方式。即使AI從「工具」演變為「他者」，人們仍相信能與AI對話共存。
然而，這種思維忽略了「工具化的悖論」。正如技術哲學家村田純一所指出，當我們與技術愈發融合，技術的負面影響——如智能手機成癮、數位鴻溝、伺服器耗能引發的環境問題——反而隱形或被掩蓋。樂觀論者常陷入矛盾：一方面追求技術擴張，一方面卻否定技術的存在，彷彿一切皆由人類掌控。
喬布斯創造的智能手機無疑極為便利，但也悄然引發了社會問題。隨著AI時代的來臨，技術的挑戰將更加嚴峻。喬布斯的設計與創新無人能及，但其過於樂觀、與資本主義高度契合的技術觀，是否需要重新檢視？
這種樂觀論根深蒂固，與西方思想傳統、民主與資本主義，甚至共產主義高度兼容。要跳脫這一思維框架，殊非易事。我們該如何是好？
「未來的起源」與四象限的誕生
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我們需回溯近代技術發展的脈絡，探討樂觀人文主義如何形成，以及樂觀主義者如何構想技術的未來、面對其挑戰，甚至是否真能「克服」這些挑戰。未來學（futures studies）提供了重要的線索。
根據未來學先驅詹妮弗·M·吉德里（Jennifer M. Gidley）的入門書《未來學：人類三千年的「夢」之歷史》，人類最初生活在「前時間性」的原始世界，隨後在神話時代孕育了「時間意識」。至古希臘，直線時間觀念逐漸成形，世界觀從「依賴神祇」轉向「以人為中心的烏托邦」。如柏拉圖追求「理型」（Idea）的理想，人類自古便懷抱進取心與對理想社會的渴望。
經歷文藝復興，至16至17世紀的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，「以科學與理性開啟未來」的步伐正式邁出。被譽為技術樂觀論鼻祖的英國科學家法蘭西斯·培根（Francis Bacon），在其著作《新亞特蘭提斯》中，描繪了透過知識體系與技術革新，主宰自然、實現人類繁榮的未來。這一啟蒙時代的樂觀未來觀，後被矽谷的技術樂觀主義承繼與發揚。
然而，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托馬斯·馬爾薩斯（Thomas Malthus）在《人口論》中警告，人口增長將導致資源短缺，啟發了後來的悲觀未來觀與反烏托邦思潮。
同時，笛卡爾與牛頓奠定了機械論世界觀，視宇宙為遵循物理法則的鐘錶結構（當時的鐘錶如同今日的AI，象徵尖端技術，甚至催生了「神為鐘錶匠」的比喻）。拉·梅特里（La Mettrie）的《人類機械論》更提出，人類本身可如機械般被理解，這一激進的唯物論為技術決定論埋下伏筆。此後，「技術烏托邦派」（即樂觀技術決定論者）開始相信，諸如人口問題的社會挑戰，皆可透過技術進步解決。
由此，近代形成了以「樂觀/悲觀」與「人類/技術」為軸的四象限框架。這一對立結構在西方思想史中反覆重現，與當代AI及後人類觀的動盪相連，呈現無止盡的對立、反轉與往復運動。
如今，隨著AI的進展，這四象限的立場衝突已逼近臨界點。
樂觀派的終極目標：「歐米伽點」
當代樂觀主義，依吉德里的分析，在「相信人類意識進化」與「相信技術自主發展」兩派間爭鋒相對。這兩者皆信仰人類或技術內在的超越潛力，認為挖掘此潛力可實現無限可能。吉德里稱之為「超人類主義的雙流」（精神的與技術的人性），對應本系列的「樂觀人文主義」與「樂觀技術決定論」的激進派。
吉德里對前者——即「人類意識進化」的樂觀人文主義未來——寄予希望。這種認為人類精神提升能克服困難的傳統思想，源自德國浪漫主義哲學家謝林（Schelling），經尼采、柏格森、史坦納（Steiner），至人本潛能運動及肯·威爾伯（Ken Wilber）等人延續。喬布斯這位前嬉皮、醉心禪學的加州人，亦屬此系譜。
誠如尼采所言，在「上帝已死」的世界中，人類若不進化為創造價值的「超人」，便將陷入失去意義的虛無主義。樂觀人文主義的立場因此面臨挑戰：人類能否駕馭技術的進化？人類自身又能否進化？
這一進化的終極目標，正是法國神學家與古生物學家皮埃爾·泰亞爾·德·夏爾丹（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）提出的「歐米伽點」（Omega Point）。他認為宇宙朝更高物質複雜性與精神意識進化，歐米伽點是其最終到達的頂峰。這一從柏拉圖到培根、將「以人類之力實現理想」視為至高價值的樂觀人文主義系譜，無疑指向這一終極願景。
從科技能力主義反思
然而，無論是樂觀人文主義或其對立面——樂觀技術決定論——的「超越」思想，是否忽略了某些關鍵？其核心假設是「進化能解放一切限制」，但解放意味著什麼？這是為誰的未來？這些問題亟需重新審視。
以「科技能力主義」（techno-ableism）為例，這種認為人類或技術進步能解決所有困難的觀點，帶有強烈的人類中心與能力主義色彩，誤以為「不可知」或「脆弱」等局限皆可透過技術克服。技術哲學家艾希莉·許（Ashley Shew）在《反對科技能力主義：重新思考誰需要改進》中指出，這種對技術救贖與人類能力的過分自信，將殞疾或不完美視為「應被克服的缺陷」，隱含危險。她在兩年前東京代代木的國際技術哲學會議上，以自身義肢為例，闡述這一主題，批判「超越」與「全能」思維威脅多元身體與存在的尊嚴。（當時我在會場擔任麥克風助理，親耳聆聽她的演說。）
不可否認，樂觀主義推動了技術革新，治癒疾病、緩解環境問題。然而，如村田與許所指，若無視負面影響，問題將更嚴重。過分樂觀、僅在虛構世界成立的未來信念，必須加以警惕。據傳喬布斯對子女使用iPad持謹慎態度，可見其對技術影響的隱憂。
我們常不自覺地樂觀看待技術，但需傾聽技術決定論者與悲觀主義者的聲音，窺探悖論的「另一側」。如何與不可抗拒之物——自然、技術或內在自我——共生，是當前亟需探討的課題。
人文主義的多樣性
要解答這一問題，需參考不同的人文主義形態。西方人文主義的悖論根源何在？
西方人文主義將人類定義為支配自然的主体，技術則是其工具。若技術變得難以掌控，便需「馴服」（tame）或「 domesticate」（飼養）。這類表述在技術倫理與科學技術社會論中屢見不鮮。而要提升控制力，唯有依賴人類的能力與進化。
然而，另一西方傳統，如法國哲學家伯納德·斯蒂格勒（Bernard Stiegler）及普羅米修斯神話所示，人類本身即由技術補足的存在。這導致根本悖論：試圖控制的主体（人類）實際上由被控制的客體（技術）構成，控制因此困難重重。無視人類的多樣性、將人類視為均質機械，進一步引發「科技能力主義」與海德格的「框架」（Gestell）及「控制論」（cybernetics）問題。（此議題與本系列第七篇討論的AI與控制論密切相關，後續「相互作用論者」的主題亦將深入探討。）
反觀東方傳統，如斯蒂格勒的學生余輝（Yuk Hui）在《中國的技術問題》中所述，人類與技術的關係並非二元對立。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技術並非對抗自然的外部力量，而是與自然節奏調和的媒介，技術與人類的共生過程才是價值所在。余輝強調中國思想中技術與道德的不可分割性。
這種差異也體現於生產技術。管理學者藤本隆宏研究日本「ものづくり」的獨特性，指出其核心在於「整合技術」（integral）。相較於標準化零件組裝的「模組技術」（modular，如電腦或家電），汽車或高級相機等產品需精細調整零件，優化整體性能。日本的整合技術在數位與類比、形式知識與隱性知識間的微妙平衡，在AI時代尤顯珍貴。
技術觀背後的差異，關乎「技術是控制自然的工具，還是與自然調和的媒介」的根本分歧，以及孕育這些分歧的風土與文化。是基於理念改造自然，還是接受「不可知」並與之共處？
無論東西方，樂觀人文主義者塑造了技術觀主流，持續影響技術未來。然而，技術的前景已不再能單純樂觀以對。覺察人文主義的多樣性，或許是解開這一困局的關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