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座法院門口的抄襲品，如何揭開台灣公共藝術體系長達三十年的系統性失靈？當藝術淪為工程，我們失去的不只是美感，還有文化的靈魂。
2022年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門前，一座名為〈公平正義．圓融和諧〉的嶄新雕塑悄然矗立。它本該是法治精神的象徵，卻迅速成為一場公共醜聞的主角。眼尖的民眾發現，這件耗資新台幣200萬元的作品，竟與日本陶藝大師木野智史的名作「颪」驚人地相似。
事件如滾雪球般擴大。專家審查會以壓倒性意見認定其構成「抄襲」或「高度相似」。文化部下令撤除，創作者蔡文祥雖否認抄襲，最終仍同意解約、拆除作品並退還款項 。然而，這並非終點。木野智史家族跨海提告，2025年7月，高雄地檢署在專業鑑定機構認定兩者「實質近似」後，正式依違反《著作權法》起訴蔡文祥及其公司，此案成為台灣首宗公共藝術抄襲被起訴的案例。
這起事件看似孤立的個人道德瑕疵，實則像一道閃電，劃破了台灣公共藝術政策的黑暗長夜，照亮其背後一個盤根錯節、早已失能的龐大結構。
當藝術淪為「勞務採購」
問題的核心，在於一個根本性的錯置：我們將獨一無二、充滿不確定性的藝術創作，硬生生塞進了為標準化商品與服務設計的《政府採購法》框架中。根據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》，藝術設置計畫「應以勞務採購性質為原則」。這條規定，成為系統的原罪。
採購的邏輯是線性的、可預測的，以控管風險與確保財政紀律為最高原則。藝術的邏輯卻是探索性的、反覆的、非線性的。當兩者被迫聯姻，評選標準便不可避免地走向扭曲。儘管標案文件上列有「藝術創意」、「環境配合」等項目 ，但在實際操作中，評審的重心往往偏向了易於量化、符合官僚理性的硬指標：預算編列是否合理？施工計畫是否可行？投標文件是否符合所有行政規範？
這種制度，必然導致一種逆向淘汰。它獎勵的不是最具原創性的藝術家，而是最擅長撰寫企劃書、製作精美模擬圖的「提案專家」。在2018年《La Vie》雜誌的訪談中，一位匿名藝術家便沉痛指出，在標案體系下，創作者的身份被異化為「廠商」，「為業主服務的需求多了，相對的創作的成分與狀態則少了」。通常僅有30至45天的標案時程，讓藝術家在勘查研究後，幾乎沒有沉澱消化的時間，就被迫提出完整企劃，最終導致大量「為法案而硬做」、與環境格格不入的作品被棄置街頭 。
影子官僚：代辦公司與圍標集團
當制度存在根本缺陷，腐敗便不再是偶然，而是系統性的產物。監察院於2024年1月發布的調查報告，為此提供了權威佐證 。報告指出，由於公共藝術設置程序日益繁瑣，絕大多數興辦機關（如學校、區公所）因缺乏專業，轉而委託俗稱「代辦公司」的專案管理廠商。這些公司本應扮演行政協助的角色，卻在許多案例中「藉『行政代辦』之名，行『全部委辦』之實」，成為掌握案件生殺大權的幕後操盤手。
監院的調查揭示了驚人的市場壟斷。110年度，僅四家代辦公司就包攬了全國近七成的代辦案。它們利用興辦機關的專業不足，建立起封閉的利益共生結構：從推薦可被操控的「合作委員」名單，到讓自己實質控制的人頭公司或藝術家得標，形成「左手代辦、右手得標」的圍標模式 。更令人震驚的是，部分得標廠商為節省成本，竟從中國進口現成的「製品胚體」，稍作加工後便充當原創作品，甚至出現在國防部的機敏營區建案中，不僅造成預算浪費，更引發國安疑慮 。
改革的危局：擠壓中的年輕世代
面對排山倒海的批評，文化部近年確實啟動了號稱「30年來最大幅度」的修法 。新法意在遏止代辦公司權力過大，其中最具爭議的一項，是規定新台幣50萬至200萬元間的案件，原則上須由興辦機關自行辦理，不得委託專案管理。
這個解方看似對症下藥，卻完全錯判了病因。代辦公司坐大的根源，在於興辦機關普遍缺乏辦理藝術採購的專業能力。新法在抽離了代辦這根行政拐杖後，並未提供任何實質的替代支持系統。結果可想而知：面對繁瑣的陌生任務，基層公務員為求避險，最理性的選擇便是將經費繳回主管機關的專戶。這項改革非但沒能活化中小型案件，反而可能導致它們從市場上大量消失。
政策的失準，正為台灣的青年藝術家創造出一個危險的「死亡之谷」。這個預算區間，是新銳藝術家成長的關鍵跳板。它的萎縮，等於抽走了藝術生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階梯。原本在此區間競爭的藝術家與小型工作室，現在被迫全部湧入200萬至500萬元的狹窄賽道，面對更慘烈的競爭，讓「大者恆大」的馬太效應愈發顯著。
擘劃新路：從「採購」走向「策展」
台灣的困境並非無解。國際上的成功經驗早已指出一條清晰的路徑：從以「採購」為核心，轉向以「策展」為核心。
在策展導向的模式中，專案的發動者不再是一份冰冷的招標文件，而是一位專業的策展人或一個具備策展能力的專業機構（如美術館）。他們負責發展藝術願景、研究並遴選最適合的藝術家，並在藝術家、興辦機關與社區之間扮演專業的溝通橋樑 。這種模式的哲學是根本性的轉變：從「委託一件藝術品」，轉變為「與藝術家一同工作」。其目標不再是購買一件合規的物件，而是邀請一位藝術家以其獨特的創作方法，來回應一個特定的場所與議題。
我們需要的，不是抽離所有中介者，而是要用專業、良善的中介者，去取代那些腐敗、劣質的中介者。
改革的藍圖已經清晰可見：
* 立法層面：修正《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》，廢除僵化的1%提撥率，改採更具彈性的級距式或上限式規範，並將藝術委託與政府採購徹底脫鉤。
* 制度層面：建立雙軌制。需求單純的案件可正名為「公共美化設施採購」；具重大文化意義的案件，則強制採用策展導向的「專業藝術委託」，並賦權國美館等專業機構擔任委託中心。
* 生態層面：徹底改革專家學者資料庫，建立輪替與退場機制，並設立專項計畫，扶植在市場斷層中掙扎的新生代藝術家。
蔡文祥案敲響的警鐘，不僅是針對一件抄襲的作品，更是對整個失能體制的沉痛控訴。如今，不拆不行的，早已不只是一件雕塑，而是那一整套鏽蝕、扭曲的制度框架。唯有進行徹底的結構性改革，台灣的公共藝術，才能真正成為根植於土地、觸及思想、並能與公民社會一同呼吸的文化力量。
